2005教科书选文：谁上？谁下？

编者按：2005年是教科书的多事之秋。人教社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读本首次选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罗大佑歌曲《现象七十二变》列在高教社新版《大学语文》的诗歌篇，刘翔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材中，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作为百首“爱

教科书选文，究竟谁上，谁下？教科书将如何面对新时期的尴尬？国人，又将怎样安排我们下一代的未来？对这个历来沉重的符号做一个理性的年终解读，其意义颇堪玩味。

漫画作者吴之如

语文课本选文的“战国时代”

新闻人物，通俗文学人物不该进入庄严的课本，这个原则能不能成立？

今年关于中学语文课本的选文，报刊网络上的炒作沸沸扬扬。首先出现争论的是关于武侠小说：人教版读本入选了金庸的《天龙八部》和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的片断，崔健的通俗歌曲《一无所有》进入了高中的选修课，流行歌曲《弯弯的月亮》堂而皇之地进入粤教版的课本。这虽然引发了叽叽喳喳的议论，但是讨论并未引向深入就平息了。原因是，媒体有意无意地把课本和读本混淆了。课本是必读的，而读本则是编者自主编撰，学生自由选择，二者的性质不同。影响如此大的金庸武侠小说只能进入读本而没有进入课本，这本是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可惜的是，没有一家媒体有深度报导，就多少有些心虚胆怯地偃旗息鼓了。但是，媒体并不甘心撒退，他们仍在探索热点。不久以后，上海小学语文的课本把奥运一百十米冠军刘翔夺冠的故事列入课文，于是争议又起，网上有一相当生动的标题：“人教版的丐帮帮主、广东的太空英雄、上海的跨栏王子”，标志着语文课本进入“战国时代”。其实，“战国时代”的出现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大进步。因为，这里道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新闻人物、通俗文学人物该不该进入庄严的课本。这个原则能否成立正是关键所在。从改革的全局上，从教学理论上，从历史经验上总结这一问题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不论是理论界还是新闻界却把这个问题忽略了。

据我所知，课程标准的一系列理念和方法在实践过程中，猛烈地冲击了我国教育僵化的观念、方法和体制，开创了生气勃勃的新局面，这已经为世所公认，这里限于篇幅，不再细述。但是由此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它和我国的国情发生了冲突。主要冲突是，第一，教学原则提倡多元价值，但高考试题只有一元答案；第二，学生主体性的突出和教师的主体的回避，使教学所提倡的价值多元可能最终指向价值的混乱和虚无；第三，经济不发达地区教学硬件的不足；第四，经济发达地区教学硬件满足了，但教师素质相对滞后。上述矛盾处于僵持状态，必然引发了教学第一线的困惑、争议、牢骚、不满。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系统工程中，相比起来，以课本的多元竞争代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元独霸（十三亿人口，一套课本的体制），争议是最少的。有目共睹的是，教育部新通过的六七套课本，比之改革前的课本，在编撰理念上，在选文的质量上，在课文的经典性和当代性上的融合上，在文化的视野和内涵的有机构成上，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上，在与学生的生活和思想的贴近和对学生兴趣的激发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在基础教育改革中，与落伍的考试模式相比，课本的改革可以说突飞猛进，非常遗憾的是，媒体还缺乏在综观课本改革时的宏观的视野，看不到课本的改革之所以不够理想，是因为和教育观念、学术观念中隐秘的陈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不能洞察这一点，媒体就不能做出深度的报导。

刘翔是上海人的骄傲，入选上海的小学语文课本，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但是，引发社会争议的潜在观念是，公众人物、明星、新闻人物，缺乏经典的稳定性。这样的理念，有什么根据？新闻人物就不能进入语文课本？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也是把魏巍的关于朝鲜战争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人物都是有名有姓的；六十年代的王铁人也是新闻人物，在当时不也是政治明星吗？也可能这并不是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政治明星，不管死亡还是活着，都可以进入课本，而文化明星则另当别论。不过这个理由，可能还是比较表面的。

重新定义课本编撰学的典范性

永恒的、神圣的、不变的经典是不存在的。历史的经典，本来是属于历史，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经典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否则只是僵化的霸主。

从课本编撰学来说，引发争议的潜藏在问题是：课本是经典的，而这些入选课本的人物尚未达到“经典”的水平。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说：“教科书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也说：“教科书选文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

这里反复提到的“典范性”的内容其实要求很高：第一，要有文化内涵，第二，文采和内容要统一，第三，要有时代气息。三者的结合大概就是典范性、经典性的内涵，但还是有点含混。比如，要有时代气息，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是司马迁的时代，杜甫、李白、曹雪芹的时代，还是鲁迅的时代，抑或是我们的时代呢？如果不从字面上纠缠，这个时代性，应该是当代性，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当前的时代。经典性和当代性，应该说一对矛盾，但是课文就是二者对话的产物。经典性的诗文经受了历史的淘汰，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比例，可能要达到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经典本来就是历史的，而不是当代的，它必然与当代青少年的经验兴趣产生相当遥远的距离。换句话说，只有和当代性拉开了距离才能成为经典。不论是先秦寓言，还是唐宋明清、乃至五四时期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其当年的时代性越强，与当代青少年生活经验和兴趣越有距离。不要说项羽、刘邦，林冲、林黛玉，就是鲁迅的《祝福》、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母爱，当代青少年都难免感到隔膜，极端者甚至表示厌倦。正是因为这样的矛盾，改革后的语文课本选入了相当数量的当代散文，如舒婷、余华、苏童、毕淑敏、梁实秋、林语堂、余秋雨、梁晓声、余光中、贾平凹、汪曾祺、曹文轩、刘亮程、张晓风、谢冕、唐敏等等的一系列诗文。这些作家因为有相当的成就和名声，大部分都能够被专家和读者认同，但是也不是没有争议。例如，在一些实验区，一些教师甚至校长，都表示：这些作家没有经过历史的淘汰，经典性不够，不知道哪一天又要被替换。

这个观念虽然有些偏颇，但却隐含着一种对“经典”的理解，那就是，经典性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稳定的文本，是绝对永恒的。其实，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永恒的、神圣的、不变的经典是不存在的。历史的经典，本来是属于历史的，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因为其艺术和思想感情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以致到了后代仍然有可能成为历史阶段水准的代表，也就是说，其中一部分，以后的时代的作品无法超越，（如唐诗，像希腊神话）其中另一部分，如果水平已为后来的作品所超越，就只有历史价值了，当然，这种价值的性质也可能发生转移。如《尚书》中许多政治布告，后来具有了文学的价值，《山海经》作为地理书，却获得了神话价值，《史记》从历史中获得了文学价值。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古代，在当代中学语文课本中观念也是屡见不鲜。例如，鲁迅的《一件小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片断）杨朔的《老泰山》、《荔枝蜜》，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陶铸《松树的风格》，等等，都被从中学语文课本里替换掉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作品，曾经是哺育了一代人精神的的经典，或者说是典范性的作品。这说明，经典，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经典就没有生命，只是一种僵化的霸主。

一场“经典”与“当代价值”的决斗

在“经典”现象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规律――经典是历史的，却是被当代人的价值准则所评判，所挑选，在对话中获得认可。经典的生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价值，二是当代的价值。当这两种价值统一，至少没有直接冲突的时候，经典在当代课本中就能继续保持其权威的和典范的地位，一旦发生了冲突，经典就可能失落其典范的权威。不断经受着当代价值观念的苛刻的检验，就是经典的命运。五六十年代课本中的那些经典之作，绝大部分，不但从经典的行列而且是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谁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初中语文课本中作家谷峪的《新事新办》呢？尽管当时还把权威作家茅盾的评论附在其后。至于当时就缺乏权威性的周原冰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团结的纽带进步的保证》，宋庆龄的《在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上的开幕词》等等，只能是被人们淡忘了。经典是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其被历史所遗忘是命中注定的。理解这一点，媒体就不用大惊小怪，庸人自扰。上海课本把《小英雄雨来》《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取消了，另一些课本把赵树理的《地板》，周立波的《分马》删除了。不是要讲时代性吗？这就是。

一大批经典文本从中学语言课本中撤退，必然引来一大批当代文本的入选。这是因为，当代青少年的生活、心灵，尤其是语言，是历史的经典所不能包含的。但是，进入课本的当代文本，毕竟是极少数。因为，这里有一道关卡，那就必须是“典范”的，“文质兼美的”。我要大胆地说一句，这个标准太狭隘了。什么文章才叫“典范”，“文质兼美”呢？从内涵上下定义是困难的，从外延上，则比较简单。孔子、孟子、屈原、李白、杜甫、吴敬梓、曹雪芹、鲁迅、曹禺的就是典范的。但是，他们的文章是不是达到文质兼美？“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这是孔夫子的铭言。把自己的学生叫“小子”，是不是很美呢？望文生义，文质兼美，应该是文字优美。但从美学上来说，文字优美，并不一定就是美文，相反倒可能是滥情。美是相对于理性的情感价值，情感善良独特有深度，就有审美价值。不善良的感情，只要是独特的有深度的，也属于审美范畴。并不是诗情画意才是美的。这个“文质兼美”不但是狭隘的，而且漏洞是明显的。许多可以列入典范的作品都超越了这样的框框。胡屠户骂范进，“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尊容”。美吗？鲁迅的《阿长和山海经》写保姆长妈妈不称职，夜晚睡觉在床上摆满一个“大”字，美吗？曹禺《雷雨》中的鲁大海骂鲁贵：“你死就死呗，你老几啊！”闻一多：“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丢你的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美在哪里？余光中写消灭扰乱他睡眠的牛蛙，把自己形容为“纳粹的刽子手”。王熙凤自称“烧糊了的卷子”，石秀骂官府，“你这与奴才做奴才！”所有这一切都是狭隘的文质兼美所不能包含的。说穿了，所谓“典范性”“文质兼美”的狭隘性在于：把情趣当作惟一的趣味，完全不顾在情趣以外，还有谐趣（幽默）和智趣（审智的理趣），尤其是谐趣。要知道幽默的“审丑”是超越抒情的审美的，而审智的散文则是不抒情的，如南帆、周国平的许多散文。简单按狭隘的文质兼美的准则，就会选入一些三流的滥调散文。崔健的流行歌曲是把僵化的政治抒情转化为反讽，也曾被谢冕选入二十世纪经典。所以，我们期待着人们观念的进一步开放。

民间读本带来的反思

这样极端的现象，是否正是课本趣味单调强调情趣、忽视谐趣的一种惩罚？

其实，这些被排斥的作品不但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其语言涵盖面比之所谓典范的、文质兼美的诗文，要深广得多，因为它们处在当代汉语发展的前沿，汉语词汇的趣味在这里最为活跃，最为自由，也可能是最有创造性的。把这样的活跃的创新的平台，用典范的、文质兼美的话语标准排斥在外，只让学生学习那些稳定了的语文，而对那些不稳定的、生机勃勃的语文现象，采取超前免疫，这实在是因噎废食。我以为没有必要把金庸等等所代表的语言现象羞羞答答放在课外读物里，应该打开大门，让孩子们在语言的前沿经受风雨。不能用一种犬?主义的眼光看待日新月异的母语。不要画地为牢，要知道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把WTO,VCD,等等堂堂正正地收入了词条。我们的尴尬是自找的：一方面把这种狭隘的准则奉为圭枭，一方面又口口声声说什么“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无异于是自我讽刺，蜻蜓吃尾巴。面对各式各样的民间性的语文读本应运而生，没有必要如大敌当前。当然也要理性分析这些民间读本。其中显然有比较严肃的，如钱理群先生主编的《新语文读本》，闪烁着自由的人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芒；王泽钊先生的《语文课本》，则力图在趣味上有所突围。虽然由于体制的原因和各自的局限，民间读本不易进入国家发行的轨道，但是，毕竟也形成了犄角之势，行成了对课本改革的压力，或者张力。当然，在反抗课本的单调趣味方面，也有极端者，那就是所谓“Q版语文”，如果允许我暂时撇开他们商业化操作的目的，是不是也应该看到他们解构经典文本，把它转化为反讽的谐趣的勇气呢？也许这种勇气中有玩世不恭的轻浮，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时代气息――那就是后现代的颠覆。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他们的价值观念，但却不能不由此而反思：这样极端的现象，是否正是对课本趣味单调，忽视谐趣的一种惩罚？

对课本编者的缺席审判

缺乏专业修养的随意性指责，轻易地变成了行政的强制决定。对课本的编者，常常是缺席审判，缺乏对话机制。

阅读任何经典都是经典性和当代性的一种对话。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就不能不忍受一种文不对题的对话，甚至“聋子的对话”的痛苦。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许主要的不是责备这些民间课本不够严肃，而是应该反思，我们的课本是不是还有许多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别的不说，首先，我们教育专家组的构成就比较封闭，在权威性和代表性方面都经不起评议。固然，专家组中有足够的古典文学史家、语言学家，但是，课本中有那么多古今中外的诗歌，我们的评审专家中却没有一位诗歌理论家。课本中，散文所占的分量更大，但专家团队中同样没有一个散文理论家。当然，中学语文老师的教学经验是可贵的，但他们中的部分成员理论素养不足；而部分中小学教育的研究人员也缺乏专业知识。结果是，缺乏专业修养的随意性指责，轻易地变成了行政的强制决定。专家团队对课本的编者常常是缺席审判，缺乏对话机制，课本编者连不服上诉的权利都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太集中，就导致了屈从，使得最有特点、最有中国特色的课本，最容易被判死刑。而最为四平八稳的，最容易在前期通过专家评审获得占领市场的先机。还有部分课本，不凭借自身的竞争力，而是依赖行政体制的庇护，其竞争力自然有限。这就是当前课本质量不理想的宿命的原因。

至于如何解决语文课本的历史经典性与当代性的对话，这是一个很迫切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历史任务，涉及到单元组合的文化有机性，其纵向的连贯性和横向的可比性，对历史文本和当代课堂话语的转化，等等，本文由于约稿的篇幅所限，只好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