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笑，常常是一些反常的言行引出来的。比如，撑竿跳高的运动员腾空而起，撑竿忽然折了，运动员从半空中摔下来，人们看了就禁不住发笑；又如赛马场上，那匹马驮着骑手越过一道道障碍物，本可取胜的，忽而它在一道障墙前滑倒了，把骑手抛到障墙前边的水池里，这既使人吃惊，也引人发笑。又如一则牙膏广告开头问道：“
中国人的“招笑”，似乎还别有特点。比如相声大师马三立有个段子说，有人能自家咬耳朵。他不紧不慢地比画了一阵，观众还是不明其妙；末了，他说摘下假牙，在耳壳上按上几个牙印，这事儿不就成了吗？全场于是哄堂大笑。这是用乖谬的手段，巧妙地揭露了捏造事实的谎言，所以引人发笑。除此而外，生活里还有一些“可笑”而“不能笑”的事情。这样的“笑”，不能“捧腹”或“哄堂”，只能是默默地一笑，否则就要“犯忌”。近百年来，这样的故事很不少见，现略举几例，以供同好揣摩。
清末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取士，那时候谈“西学”是时尚。某省的策论题就很时髦：“华盛顿俾士麦异同论”。略知“西学”的人，大都知道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俾士麦是德国的“铁血宰相”。有些考生对此茫无所知，却异想天开地写道，“华夏欣逢盛世，五谷丰顿，士子膏火再添麦面，皇恩浩荡，旷古未有，我辈岂能不尽心竭力报效圣上？”这真是“自家咬耳朵”的奇文！殊不知有些“阅卷”者对此很赞赏。主考调卷审阅后，斥“赞赏”者是“饭桶”！“阅卷”者不明底里，求问“错在何处？”主考厌烦地挥挥手说，“诸位，还是回家吃糙米饭去吧！”另有知情者说，“主考也是个半瓶子醋，但很会摆谱！”因此作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说，“一道时髦策论题，断送几个老头皮。若问维新如何办？主考不懂ABC。”这个可笑而“不能笑”的故事，说来有些苦涩，却很值得回味。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的民国时期，每年“双十节”，各地都有纪念活动：集会游行呼口号。某市集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总理不死！”群众随之也高呼一声“总理不死！”有人发现不对，随即纠正喊道：“错了！”群众也随着呼道：“错了！”纠正者补充呼道，“还有精神呐！”群众也随着呼道，“还有精神呐！”――事隔多年，亲历其境的某兄说，“当场一些明白人都觉得可笑，却不能笑。现在回想起来，真可笑痛肚皮！……那年头，真正懂得‘总理精神’的有几个人呢？”
“文革”期间，这类故事颇多。“宣传队”进驻高等学校，强调要“全面占领上层建筑”，“老九”们自然乖乖地听从安排。为了推动“教育革命”，宣传队主任动员说，“革命”的阻力来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自教师对他们“迷信太深”。为了破除“迷信”，就要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问台下的教师“有没有这个勇气？”他鼓足勇气连声呼道，“打倒牛顿！……打倒门捷列耶夫！……打倒爱因斯坦！……”他没有料到，没有人跟着他呼这样惊天动地的口号。我问一位物理教师怎么看这场“革命”，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今后物理课该怎么上？”我又问一位化学教师，他低声地说，“元素周期表是绝对打不倒的！”一位好谈哲学的仁兄慢悠悠地说，“这事情不稀奇，西班牙的吉珂德是和风车作战，中国的吉珂德是和科学作战……”我听了要笑却赶紧捂住嘴笑了一下。
老话说，以其昏昏，示其昭昭，是要坏大事的。中国许多想笑而“不能笑”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搅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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