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必须借助“东方智慧”？
11月，筹备八年之久的“东方管理学派著系”终于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第一本《东方管理学》，作为该书的作者
虽然早在70年代中期，苏东水就着手东方管理的研究，并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东方管理研究学者一起创建了东方管理学派，然而30年过去了，目前国内各高校的管理教育几乎还是清一色的“美式”MBA教育，关于东方管理文化和思想的内容几乎是空白，即是东方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除了以复旦大学为中心的东方管理学派外，也只是在极少数学者中间进行，无法形成相应的学术气氛，对此，苏东水进行了痛苦的反思。最后，他得出结论：“虽然理论界对东方管理思想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然而迄今为止，许多研究尚不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典籍中提炼出一条清晰的主线，更多的是就事论事的经验式体会，或者贴标签式的注解。”
于是，他着手组织东方管理学派的学者开始编著“东方管理学派著系”，“三学”――《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八论”――《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道论》、《人心论》、《人缘论》、《人谋论》、《人才论》，无疑，将给中国的管理学界带来一个强有力的冲击。
西方管理的困境
哈佛商学院列出的MBA必读的10本书中有四部来自中国：《孙子兵法》、《论语》、《中庸》和《道德经》；近年，许多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开始对《论语》、《道德经》等古典东方智慧着迷，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
“典型的美国公司是一个职能经济机构，是一个工具。”苏东水指出，美国公司随意招聘工人和解雇工人，它所需要的只是外部劳动大军的各种专门技能；它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经理必须担心他的季度预算及近期效果对公司股票的影响。在强调完成的目标通常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管理机制下，目前西方企业中出现的经济停滞不前、生产率下降、敌对的特定利益集团相互倾轧、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冷漠和不信任等现象也不足为奇。
苏东水分析，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给西方带来了科学发达与物质繁荣，但是，它将人的本质抽象化，压制了有血肉感情的个体性；将主体与客体对立，造成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后来管理学之父泰勒倡导科学管理理论，开始认识到工人生产积极性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人是‘经济人’的假设，认为科学化管理之原则可用于任何人类活动也是片面的。”
“直到20世纪3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梅奥等人的霍桑实验才发现，人并非仅仅是‘经济人’，也不是任由管理者使用的‘会说话的工具’，而是有着诸多欲望的‘社会人’。”苏东水表示，至此，西方管理理论才开始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可以说，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是实现了向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
东方主张崛起管理学界
70年代中期，苏东水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管理的相关著作。三十年来，在汲取中国管理文化中道家、儒家、法家、释家、兵家、墨家以及伊斯兰教和西方管理、华商管理中的经验后，他提出了概括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并形成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四治”体系，以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为核心、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五行”管理的东方管理体系，并提出东方管理学的管理目标是构建社会的和贵、和合、和谐。
在苏东水看来，东方管理文化十分重视人在管理系统中的作用，强调管理要“以人为本”；所谓“以德为先”，就是管理者要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使民众在其道德威望影响下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至于“人为为人”，在东方管理理论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为”就是要发挥人的积极性。东方管理文化重视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可塑性，从而提供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人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管理也体现为从“人为”到“为人”的过程。无论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还是现代企业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理念，都体现了“为人”的管理目的。
质疑“东方管理”
然而，有学者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外化出中国式管理体系，但是这些努力与现代企业管理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始终不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道德修养知识的比例远远大于组织管理知识。在西方管理理论中，出现的多是“利润、效率、组织结构、流程”等概念，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的多是“修身、养性”之类的概念。
“也就是说，很多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发掘出中国式管理学的讨论者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管理者修养、励志的个人管理思想等同于组织管理思想了。”这位学者认为，东方管理理论更多的只是属于管理哲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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