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弄清历史真相，是分析、评论历史的基石，而考据学则是构建这块基石的重要工具
凡是搞历史的，几无不受到过考据（考证）学之赐。搞实证的自不必说，他们或用考据学的方法自行解决了历史事实的真相问题，或是利用他人的考据成果，廓清了自己所研究问题的迷雾；即使是搞形而上的思想史
学清史，读文字学，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又读晚近学者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罗尔纲诸先生的书，始知考据学之博大、之精微、之重要。考据学对于弄清历史真相之重要，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例子。一个是陈垣考证顺治出家问题，一个是陈寅恪考证《三国志》所载的“无涧神”，一个是罗尔纲考证李秀成是否伪降的问题。陈垣用《汤若望回忆录》与和尚语录所说的“大清国里度天子”等材料，证实了顺治削发之事。陈寅恪考证出“无涧神”即地狱神，从而窥知“释迦之教颇流行于曹魏宫掖妇女之间”（《魏志司马芝传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罗尔纲根据曾国藩后人家传口碑所说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推断出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实际上是在仿效三国姜维伪降曾国藩。对于这三位先生的观点，也有学者不尽同意，但考据学对于研究历史真相的重要性，于此昭然可见。孔子说自己吃饭“不撤姜食”，鲁迅由此推断他大概是因患有胃寒症用姜来暖胃，并据此发表了一番杂感，这见于他的有名的杂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这篇有趣而犀利的文章，使我感到即便是写杂文，考据学素养也是用得上的。此文引起了我对考据学的极大好奇和兴趣。渐渐的，我敬畏起考据学，并也想学着考证点什么了。陈垣先生曾鼓励自己的学生挖掘宗教史材料，从中寻找研究题目。陈先生本人是考证、研究宗教历史，借宗教以窥社会大势的圣手，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皆是传世名作。受了陈先生的学术遗泽，我觅得了行业神崇拜这个社会史、宗教史的题目来研究，并最终写成了专著。最近，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编日知录》，编者王春瑜先生，里边收了许多考据名家的名作，如缪荃孙的《永乐大典考》，王国维的《浙江考》，余嘉锡的《宋江词辨伪》，顾颉刚的《刍狗》，胡适的《贺双卿考》等，也收了若干无名者的小文，我的《造神的根据》一文（《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一书之一节）即为其一。王春瑜先生编此书的立意，大抵在于弘扬考据的科学精神，也兼作一点考据的示范，介绍一点考据的方法。
二、考据学因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故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与西方的科学实证是相通的
要分析评判历史，当然首先要看清楚历史的真相，而欲看清历史真相，就必须先行考据。这犹如医家诊病，必先考察病情，诊断病因，而后才可下药。又如法官审案，必先考明案情，掌握证据，方可断案。这当中贯穿的，其实也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但“若要求是，必先求实”（周恩来语）――也就是说，欲寻找客观规律性，必先要搞调查与探究事实，要弄清事实。说我党思想路线的渊源之一是汉至清考据学所奉“实事求是”之旨，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左”的触角曾缠上过考据学，说考据学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学问，说胡适提倡考据学（“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等）是反抗革命。于是，学者开始游谈无根，放言宏论，不顾事实地下结论。其实，考据学不过是寻求历史真相的一种方法、工具而已，无所谓阶级性，谁都可以用，就像市场经济一样。考据学这种工具因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故有很强的科学性，与西方的科学实证是相通的。清代考据学蕴含了发轫于西方的科学精神，梁启超称其具有“科学的研究精神”，是“科学的研究法”。曹聚仁也说：“钱大昕推许戴东原‘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俨然是科学家的头脑了。假如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的话，他们便是达尔文、法布耳那样的科学家了。”他还称赞说：“这（考据学）便是牛顿、达尔文的治学态度。”（《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我觉得，考据家的头脑实类似自然科学家的头脑。他们是社会科学家，而在求真这一点上，考据家又可谓社会科学家中的翘楚。《新编日知录》所收的文章，细读之，皆可见作者的科学头脑，可见其“实事求是”之心。如宋代的“拐子马”是什么？岳飞之孙岳珂、大学者朱熹都将其与“铁浮图”牵合为一，邓广铭先生不为前贤所拘，根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公亮等人所编《武经总要》等文献，详加考证，得出了“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的科学结论。此类文章，书中所收甚多。
三、考据学又称朴学，“朴”字不仅表其治学风格，也摹状出朴学家的道德风貌
对于有人爱讥笑考据学者过于屑琐，不识大体，我是这么看的：的确，这是从清代乾嘉考据学家开始就遗下的考据者常爱犯的毛病。但这毛病本是康雍乾这些英主们的文字狱政策逼的，不能过多嘲笑那些既想创造文化事功又战战兢兢的学者。若从考据的特性看，它天生就是细密的、精微的，甚至是屑琐的。但这细微，可能大关宏旨，如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考证遵义会议选举的第一把手是谁，都是很大的事。即使考证的题目不关宏旨，也可能自有价值，如《新编日知录》所收的黄云眉先生的《朱元璋画像考》，使我们得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朱洪武的大致相貌，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如果博物馆里要为朱塑像，此文就是蓝图。我们刚刚纪念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人们对郑和发生了兴趣，但人们对郑和的家世只知皮毛。书中所收邱树森《郑和先世考略》一文，通过细密繁复的考证，证实了郑和的先世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弄清了郑和的家世渊源，画出了世系表。对郑和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通过细密繁复的考据弄清真相是完全必要的，有重要价值的。所以，当评论某一项考据的价值时，首先要看他考证的是什么，是否值得，而不在于是否屑琐细微。
考据学又称朴学。“朴”字不仅表其治学风格，也摹状出朴学家的道德风貌。朴者，实而不华也，诚而不欺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讲过朴学家的特色，共十条，其中有“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等语。这些，都被认为是考据家的本色或曰行规。这绝不只是考据的技术，而更是考据的道德。《新编日知录》的文章都是循着这条道德之路走来的。环视如今学界文坛，有多少文章是不遵从梁启超所说的这些考据规则的啊！梁氏所言，其实也不仅是个学术道德问题，实质是个做人的道德问题。他所言的朴学家的行规，其实也应是一般学界乃至政界都应当遵守和学习的。有些所谓政治家，实乃无诚无实的政客，其道德操守不及清代朴学家之万一。（《新编日知录》，王春瑜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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