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高尔基的《母亲》中译本出版，作为译者“沈端先”这个名字不胫而走，引起文坛注意，社会瞩目，从此，在十分艰难的政治环境下，夏衍（沈端先之后的笔名）与中国革命的文艺运动紧密相联，直到1995年去世，他不仅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且“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韩素音），以其曲折坎坷、沉浮跌宕的命运
夏衍从1927年翻译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而开始他的文学生涯，这部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被夏衍译介到中国后对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开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在1928年到1934年，也即左联成立前后的短短几年中，夏衍以极大热情翻译出版了日本早期普罗作家的小说和戏剧，尤其是高尔基等苏俄作家作品的翻译。与夏衍一生紧密相连的电影和戏剧，更是以鲜明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一个大开大阖的时代，汇聚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整个民族独立解放、团结御侮的时代精神。电影《狂流》描写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波及16省的大水灾，《时代的儿女》展现了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不同的人生轨迹和蜕变，《自由神》讴歌了勇敢地投身于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侵略斗争洪流的“为自由而战”的新女性。夏衍的话剧创作略晚于电影，但其关注时代现实的精神一脉相承，《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心防》、《法西斯细菌》等剧作都注目于抗日战争风云下普通中国民众的生存景观和心路历程，描写在激变的时代中他们真实的喜悦、愤怒和哀伤，以大视野和大胸怀给剧中主人公提供新的价值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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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衍1957年在北京家中 |
夏衍是一位偏好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关注社会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了他的艺术世界。他在《谈真》一文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真实观，即政治意识和倾向必须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真实表现结合起来，对他而言，真实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手法，勿宁说是一个艺术家的道德精神底线，它意味着作家是否敢于真实坦诚地面对人生，是否将真情实感投入其中。
《上海屋檐下》是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索的开始，这部成熟的剧作既有政治的骨架，又有平凡生活的血肉，成功地体现出夏衍对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思想性、艺术性的双重觉悟。此后，夏衍的一系列作品――话剧《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电影《祝福》、《林家铺子》等都是对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现实主义的拓展和深化，夏衍选择他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作为描写对象，书写特定时代背景下真实的人物关系。生活的真实性溶解了政治倾向性。作为与现实相伴生长发展的报告文学，夏衍更是特别强调应该把真实与准确放在首位，“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其《包身工》以“铁一般的事实”再现了一幅血淋淋的地狱图景，产生出强烈的震撼力。
夏衍在一篇随笔《乐水》中，以水的品质形象化地涵盖了他所理解、推崇且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即“质要硬，形要软”，这一“硬”一“软”既蕴含哲思，又流溢智性。――水的“质硬”表现为一种不怕任何阻碍的贯彻力与意志力，一种非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精神；水的“形软”则表现为一种懂得迂回的策略性，一种婉转避让的柔韧性。
在上世纪30年代，面对左翼文化组织遭到破坏又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严峻形势，他与周扬等四处联络文化界爱国人士，广泛团结观点不同、个性互异的艺术工作者，发起并推动了在电影、音乐、戏剧、美术等各界的救亡运动。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主持正义又有理有节，明断是非又求同存异，在周恩来领导下牢牢团结了山城文化人士的绝大多数，抗战剧运开展得如火如荼盛极一时。1959年，在故事片厂长会议上，针对电影题材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夏衍不顾当时严峻的政治气候提出了不肯媚俗不肯折衷的“离经叛道”论。“文革”八年牢狱之灾，夏衍损目折肢，但历经磨难越发坚强和执着，像他所说的“水”一样，虽历经千折百曲但方向不变。在视力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他写下了40余万字的回忆录和大量批判极“左”思潮推动改革开放的时评和文艺随笔。在晚年他一直保持着与青年作家、青年演员、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交流和沟通，一方面让自己不断从年轻人那里汲取新知识，获得新信息，另一方面则引导新一代走正路，体现了他对年轻一代充分的爱护和支持；在最后的日子里，夏衍将自己多年收集和珍藏的大量有价值的艺术品，包括字画、邮票收藏，全部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以“爱”为底子的质硬形软正是夏衍人格的魅力所在，也是他永远站在时代前列、与时代同步的巨人品格真髓所在。
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匠离开我们已然十载，但时间无法阻止浩浩荡荡的文化之河，夏衍的许多文字以及文字中的精神血脉已化作浪花和水滴融入其中。鉴别，反思，汲取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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