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深信，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事业始于脚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地开始注意并珍爱地方特色和地方传统，没有这样的情怀，文化多样性就无从谈起。一条老街，一家老店，一座老宅子，一套老家具，都引起我们发自内心的兴趣。然而在一段不短的时期里，我们却轻视历史，敌视历史。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渴望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于是提出最激进的口号：取消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中文，用人造的世界语取而代之。后来，这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取不同的表现形式数次发作。例如，我们曾经热狂崇拜所谓的“新生事物”。我们以“新”为美，以“新”为进化论的见证，以“新”为政治立场正确的标记。文化浩劫是与“新”的专制同时登台的。我小时候住在杭州城东建德村，近旁有泰和村，它们是浙江大学在抗战胜利后建的家属宿舍区，村名纪念的是浙大抗战时的内迁历程。为了抹去历史记忆，这两个村一度改名为“兴无村”和“灭资村”。“兴无灭资”，这是当时的新时尚。那时，“老”往往被视为“旧”的同义词，而“旧”是无情淘汰的对象。人们恨不得立即使每一个城市都在标语口号和新地名的打扮下“新”得一模一样。全国范围的文化单一性居然还被认为是世界新潮流。幸好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一个不尊重本地历史、不能发扬光大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将没有未来。拒绝历史，必然为历史所拒绝。就保护文化多样性而言，当今的时代有了明显的进步，这进步就是改革和革命的区别。
革命是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是彻底推翻重来，是“白纸上画最美丽的图画”。但是，革命年代所理解的“枯”和“朽”却可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使历史变为一张白纸就是史无前例的灾难。一个指涉含糊因而涵盖面极广的“旧文化”（“四旧”之一）使得多少历史的遗存遭殃。我们曾经以为，历史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只有一种演进或进化的模式，衡量文化只有一把普世适用的尺子，凭了它我们就可以给不同文化确定高低优劣，从而决定它们的存亡。于是我们偏爱简捷易行的办事方式，于是我们多快好省地大跃进。当我们为了奔向未来而急于与过去告别的时候，当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毫不留情地推翻重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不知不觉间造成的是不断的、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
改革则不然。它并不拒斥改良和保守。稳妥渐进，摸石子过河，在内容丰富的历史画卷上继往开来；保护历史建筑的结构和外观，在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内部改造；这些都不妨理解为改革的精神。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防止世界文化趋于单一，保护本地的特殊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发出异彩尤为重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与追求文化多样性的理想并行不悖。那种简单粗暴、所谓“大刀阔斧”的办事方式在改革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一个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应尽力展现历史的馈赠与地方特色。历史是一条长河，它将两岸不同时期的见证或遗迹错综而有序地连接在一起，它的生命就是城市的生命。历史不是孤零零的旅游景点，我们并不是因为它带来“经济效益”才重视它的价值。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城市也要防止建筑上的“外来物种入侵”。“新”并不一定是“美好”的同义词。我还不能说，对“新”的盲目崇拜已经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失去它的吸引力（请看新楼盘的洋名字）。我有位好友住在一个很新、很年轻的城市，但是她的法国友人却问：“你难道能容忍居住在一个比你还年轻的城市吗？”这个问题问得好，触到了有些人的盲点。
一个城市的建设最能体现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它不是为了炫耀新的财富和商业的玻璃钢筋的大块肌肉，不是为了从天上看下来（航拍）时显得壮观，而是为了让街上的行人感到温馨亲切，不时有小小的惊喜，让他们有机会目睹或聆听来自历史的问候。就和绝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杭州的变化令人叹为观止。或许我们能做得更好，有些晚清和民国年间（包括日伪时期）的标记性建筑并不是非得给那些浑身都是蛮劲的新楼让出道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面临重建问题，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让可爱的英国的每一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美丽起来，让好莱坞见鬼去吧。”也许我们应该及时停止对大都会风格的盲目追求（据说有的中国人变得只认纽约的摩天大楼为美，对欧洲中世纪小城不屑一顾），不要建设太多空旷的广场和冲天的音乐喷泉，不能把游乐场和主题公园里的招徕游客的廉价噱头当成设计或规划的理念。一旦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深入人心，我们就不会追求庸俗而又有“政绩工程”之嫌的时尚，就不会把公共的城市之美交由那些张牙舞爪的建筑败笔来界定。热心文化事业就应该以文化本身为目的。希望杭州提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口号，为全国表率。发展经济是为了保有更丰富多样的文化，确立更值得追求的价值。让我们把已经颠倒了的次序再颠倒过来。
二
今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次全体会议审议并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保护和发扬各国文化传统的“文化多样性公约”，根据公约的精神，各国政府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让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或丛林法则来决定文化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常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处于不断流动变异之中，没有恒久的、亘古不变的特色和本质；跨国公司无所不在，它们并不服务于某一国的利益，于是边境和国界也不复存在。在这“后现代”时期，只有个人，没有群体。这个抽象的个人永远处于中转和过境的状态，具有无限的变异能力。地方的精神或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像鬼怪一样需要祛除。在这来去匆匆的世界村，引领时代潮流的是不具固定地域背景的永久的迁徙者，他们轻松愉快地出入于各种文化，不隶属于任何一种（尽管他们往往单调地聚集在欧美的大都会）。因此，要给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作本质上的描述是困难的，甚至是错误的，这种努力被称为“本质主义的谬见”。
可是，“杂交”文化的宣扬者忽视了两个简单的事实：首先，国家和地域的观念远未过时，在奥运会观众台上，比尔・盖茨手中挥舞的是美国国旗，美国公司在海外也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其次，各种文化在接触交往和发展演变的同时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延续性和差异性，这使得文化多样性成为可能。也许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不同的文化应该有相似之处，这使得它们有内在的联系因而乐于交往；但是它们又各具特色，在交往过程中始终注意保存自己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字的和口传的文化遗产，不失故我。
我来自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机构，对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自然就关注得多一些。我相信，文化多样性在文学中得到最细腻、最生动的反映。歌德曾期待“世界文学”的到来。也许，我们可以把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理解为一部色彩绚丽丰富、需要由众多各具特殊音质的乐器来演奏的交响曲。在多种文化共同繁荣的今天，差异性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不可或缺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大得益于上世纪中叶拉美的“寻求民族特性”运动和魔幻般的本土非欧洲文化（包括几乎被彻底摧毁的阿兹台克文化）。拉美文化固然有混杂和多样的特点，甚至连语言也是外来的，但是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连根拔起的语言在拉美扎下根后与当地社会一起生长发展。因此，以这两种语言创作的拉美文学不是消极被动的、以欧洲文学为楷模的二流文学。深爱欧洲文化的墨西哥诗人帕斯提醒欧洲中心论者，拉美各国的文学不是欧洲文学的简单翻版。作为一位墨西哥作家，帕斯感到他有责任与本土（即被哥伦布征服前的拉美）的神话、传说、共同生活的方式以及民间艺术沟通交流，并把这种交流的结果表述出来。他说：“对现代性的寻求使我们发现了古代，发现了我们民族掩藏着的面孔。”
中国作家有着类似的经历。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展与外国文化与文学的引进几乎同步进行，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中国作家几乎都是翻译家。但是，中国作家在不断借鉴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创作的源泉来自中国的历史文化，来自脚下的土地和特殊的社会场景。惟其如此，他们才真正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独特的贡献。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老一辈学者西学功力深厚，但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如冯至的《伍子胥》、钱锺书的《围城》和杨绛的《洗澡》）却是为中国读者而作，描写的是中国的历史人物和某一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经历。我高兴地看到，当代中国作家极其关心世界各国文学，他们是不知疲倦的读者，谦虚老练而又极具批评比较的眼光。在创作风格上他们是大胆的拿来主义者和实验创新者，然而他们始终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
我们也注意到，文化的杂交混合并不是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有的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竟然慢慢走向消亡。在国内，我们要致力于保护和促进地方上的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各种方言都应受到尊重。中国的经验表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达就是中国文学的繁荣；而地方方言是集体历史记忆的宝库，它们的巧妙使用只会给中国文学注入巨大的活力。诚如诗人艾略特所说，“如果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作家在其襁褓时期就由英格兰的养父母收养，那么就对英国文学的贡献而言，所有这些天才的个人就远远不及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本地作家。……如果英伦三岛上的其他文化完全被英格兰文化所取代，那么英格兰文化自身也会消失。”假如我们在国内没有各民族、各地方的多样性文化，中国文化的整体活力将大受影响。在肯定普通话的作用的同时，我要强调，地方语言也是我们文化的魅力所在。我们无法想象鲁迅的作品中没有丝毫绍兴方言的痕迹，我们也无法想象当代最优秀的中国作家在写作时竟会得不到自己生动鲜活的故乡语言的滋养。
有迹象表明，在国际上，个别语言依仗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力量有变为全球通用语的趋势。有学者在几十年以前就指出，英语变成了毁灭语言自然多样性的工具，在各种生态灾难中，这种对语言的毁灭是难以补救的。假如英语成为我们表达最深层、最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语言，那就是全球文化同一性的凯旋，文化多样性的灾难。我绝对不是说中国人不必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近几十年，中国人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浓厚兴趣有目共睹，我们也必须承认英语在科技和商务上带来的诸多便利。但是单方面的热情会有潜在的危险。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英语国家也在大力加强外语教育。
三
历史告诉我们，无条件的、自由竞争式的交往也会产生不良后果。文化多样性需要政府采取恰当明智的举措来加以保护和促进，国家（thestate）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让我们以智慧和勇气来面对复杂的挑战。根据第55届联合国大会第201号决议，每年5月22日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外来物种在新的环境里往往没有天敌或任何制约、平衡的因素，它们的入侵经常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一度入侵浙江宁波地区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就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世界各国都有受到外来物种入侵的经历，兔子入侵澳大利亚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些事件对保护文化多样性有无启迪？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文化是在与周边文化“杂交”的过程中慢慢被吞噬、同化的，中国国内就不乏这样的先例。政府和国际组织如果无所作为，听之任之，很多濒危的地方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走向死亡。
人类的发展需要精神的冒险和远游，需要荷马史诗中所说的奥德赛。这种思想的冒险、激情的冒险和审美经验的冒险比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更重要。一旦这种冒险停止，一旦我们安于现状并以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准和GDP人均收入沾沾自喜，人类的发展就停滞不前。80年前，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说：
人类精神上的奥德赛必须由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来供给材料和驱动力。习俗不同的其他国家并不是敌人，它们是天赐之福。人类需要邻人具有足够的相似之处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够的相异之处以便引起注意，具有足够的伟大之处以便引起羡慕。我们不希望人们具有一切美德。如果有的事物怪异到有趣的程度，我们就应该满足了。
在这丰富多彩的世界里，各种文化形成由质料多样的马赛克拼嵌的美丽图案，它所反映的也就是中国古时候“和而不同”的社会文化理想。我相信，不会有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大熔炉将这美丽图案中的各组成部分粗暴地碾碎，掺水搅拌后重新烧制，使之变为单一的质料，具有单一的颜色。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不是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所谓的“上帝”不是一国的专利，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多声部合唱不能由一家独唱。踏上人类精神上的奥德赛也就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让我们带着良好的意愿、谦卑的态度和大胆的想象（也可以称为“移情”）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对话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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