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 李肇正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关于“作家”，李肇正在他的小说《永远不说再见》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秦先生喊了部出租车，一定要先
司机噗嗤笑了：“哥们儿，不就爬格子挣俩小菜钱吗？说作家咋不脸红？”秦先生立马梗起脖子：“作家为老百姓说话，不好吗？”司机笑了：“扯淡！书上尽是男男女女的事儿，我都不敢让儿子看书了！谁让你们说话来着？”秦先生和胡藻英面面相觑。
尽管在今天，“作家”已经不再是显赫身份的象征，但“写作”还是在这个“正常”的社会中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人间奇迹”：从一夜之间使人成为聚光灯下的明星，到摇身一变跻身于福布斯排行榜。然而透过李肇正自嘲嘲人的口吻，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切热闹繁华与他和他笔下的“作家”无关。即使他们在现实中也常常徘徊挣扎于“爬格子挣俩小菜钱”与“为老百姓说话”之间，可是和太过“正常”的“社会”相比，这些“作家”的可爱和可叹之处在于，勇敢地承认自己有“病”――“对，咱们有病！没病才怪！”
李肇正无疑是一个“有病”的“作家”。因为这“病”，他似乎对世间所有的“病人”都有了一份感同身受的同情与了解。在《城市生活》的结尾，被“房子”打垮了“生活”的一对夫妻终于离婚了，然而就在分手的那一刻，妻子对丈夫说“肚子里有一只块，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丈夫于是决定送妻子去医院检查：“两人调转方向向医院走去。两人走得很慢，好像脚下的路太短了，于是就竭力延长这路，最好一直走到天地的尽头。”说实话，这段落多少带些“文艺腔”，和整篇小说痛快淋漓的市井风格并不太协调，但文本的些许断裂恰恰裸露出作家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希望在残酷的“楼市”压迫下能保留住一丝温情，让普通老百姓抹布似的生活也有一点小小的“念想”！
但是，对于作家来说，“有病”并不仅仅至于“同病相怜”，“有病”即为“异类”，常被排斥到“边缘”，不入潮流，反能冷眼旁观，看出“正常”处的“不正常”来。《女工》已经被论者誉为“最具震撼力的直面下岗女工生存的文学作品”，主人公金妹的遭遇的确催人泪下，而从作品发表的时间来看，这部小说大抵上可以归为当时文坛上流行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之类，可无论是当时的评论还是事后的研究，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没有提到过它。书有书的命运，小说被冷落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它可以不随大流，浪潮过后，反而留下了一点沉甸甸的东西。《女工》让人感到最有分量的，不是泪水滂沱，而是把金妹“下岗”的命运放在与工厂领导“老彭”和“老郝”的关系中来呈现。小说结尾以类似电影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展示金妹弥留之际“老彭”和“老郝”分别去“工商局”和“人事处”活动的场景，的确意味深长。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小说还为“现实”中下岗女工和工厂领导的“关系”增加了一个“历史”维度，金妹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老彭”和“老郝”有恩，她的爱厂如家，她的被迫下岗，她的悲惨命运……似乎都与这“施恩”与“报恩”有关，都与这“恩”背后深广的历史联系和现实变迁有关。种种引而未发的玄机，化为一句“悲我女工”！只有自认为“有病”的作家的那双“病眼”才能洞察。
是作家“病”了，还是社会“病”了？是“病”的隐喻，还是“病”的现实？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描写过“病”和“病人”的“作家”说：“揭开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李肇正实践着先贤的遗训，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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