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鬼子兵”的“二战”记忆，带有明显的战争亲历者的身份特征，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它们一方面反映了“二战”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德国政府在反省战争罪行方面还做得不够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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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访“二战”德国兵》，朱维毅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19.80元 |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寻访“二战”德国兵》一书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关于“二战”发动者和加害者德国是如何在战争中遭受报应的。
著者朱维毅是留学德国的工学博士。他的德国导师，就曾经是当年希特勒军队的孩子兵，做过美军战俘。令我感佩的是，作者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和历史无关，工作之余，竟先后在国内报刊发表过《柏林：走过沧桑》、《天涯同乐》、《我的德国导师》、《德国的老年人》、《最后的硝烟》等颇具文学和史学价值的作品；1999年，还出版了记述中国公派留学生生活的纪实作品《留学德意志》。本书的视角，则转向了健在的德国老兵（包括原东德人），通过面对面的采访，记录下这些老人的战争经历和思想情感，也写下了作者本人的所见、所闻、所思。
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人还在怀疑德国人反省侵略战争的真诚了。我们通过本书所听到的，是昔日侵略者的真诚忏悔。他们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径当然是“罪行”，对此无动于衷无异于“冷血动物”；“二战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德国人吃尽了狂热的苦头，我们今天反对一切战争是发自内心的”。一位原德国党卫军老兵表示：“有一点还是令我宽慰的：德国多数的年轻人厌恶党卫军。”另一位原德国党卫军老兵则提出：“我坚决主张德国法庭禁止右翼党派的存在。”还有一位老兵把话题引向了现实：“施罗德总理决定德国不卷入伊拉克的任何军事行动，这是非常正确的，是符合民心的。……现在世界上谁想当第二个希特勒，德国不一定能拦住，但德国绝不跟着他干。”本书中一位德国老兵，甚至明确提到了日本：“日本对二战的认识和我们不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侵略罪行不总结、不正视，甚至不承认，这无论如何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日本人非常需要补课。”
这些话从昔日的“德国鬼子”口中讲出来，自然让人不禁油然而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
本书最后一章（第十章）集中讲述了战后德国政府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反思和赔偿情况，介绍了德国普通民众对战争的反省和认识；第八章则讲述了战时德国军界健康力量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以及遭受纳粹迫害的情形。可以这样说，德国人用自己的真诚努力，赢得了世界的谅解和尊重。
然而，历史总是比人们的想象更复杂。战后，虽然德国政府对战争罪行做了深刻反省，但对参加过战争的德国士兵，却并未视为罪犯。政府对这些士兵的要求是，“只要不去触及为纳粹翻案的政治禁区，普通参战士兵如何自我定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而这些老兵的心态，则一般是“在整体上认账认错，但涉及到自己本人的时候就认准了一个‘什么都没看见’，更没有跟着做过什么”。因此，“这种表现被德国战后的一代人讥讽为‘我不知道运动’”。而且，战后的世界被分割为两大阵营，对战争的认识也具有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会在老兵的思想上折射出来。
德国政府的这种不彻底态度导致老兵在思想上保留了偏颇的看法。比如对希特勒，老兵们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把希特勒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对战前的希特勒，基本予以肯定；而对发动战争后的希特勒，则完全否定。他们认为，战前的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把德国从“一战”后贫穷、弱小、受欺压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假如希特勒不发动侵略战争，肯定会作为德国的一代伟人被载入史册。战前德国人的普遍心态和感受是，“纳粹上台，日子开始好过了”，因此大家自然而然地“把他当英雄看”。发动战争后，希特勒则完全成了“一个疯子”、“战争狂人”、“专制者”。
再比如对苏联和斯大林，老兵们都承认侵略苏联是非正义的。有一位入侵过苏联的老兵甚至这样说，从列宁格勒旅游回来后，“我病倒了。我是被一种道义感压倒的，一个民族如果在这样沉重的历史面前无动于衷，那它就没有一点希望了”。但是，他们又认为，苏联对波兰、芬兰等国也曾经实施侵略，苏联是“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有老兵甚至认为，苏联战前具有侵略德国的企图，德国入侵苏联是先发制人。
书中还讲到德国士兵所遭受的各种苦难，特别是在入侵苏联后所遭受的严寒与伤亡，讲到德国军队管理的严格、纪律的严明、军事上的胜利，甚至讲到德国士兵如何与苏联老百姓和睦相处、如何受到老百姓欢迎，被视为“解放者”，等等。自然，也写到美、法军队虐待德国俘虏的情况。
老兵们的这些讲法，别说在“二战”的受害国与战胜国，就算在德国，在老兵的儿孙们之间，也会招致痛责。不过，他们主观上没有为战争翻案的企图，更谈不上为纳粹招魂。他们深知，德国军队绝不是“正义之师”。但是，他们的认识又确实包含了错误乃至荒谬的成分。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如果不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引导，很可能会因这些叙述而改变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对战胜国一方经历过“二战”的人来说，则具有伤害感情的负面效应。当然，我们不能期望这些老兵全都“脱胎换骨”，改造成为圣人，应该有雅量倾听他们的诉说，保留他们的看法。站在21世纪，听听这些独特的声音没有什么坏处。至少，它对我们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更深刻地反思历史，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还得说，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正是所谓“历史的报应”。这种报应，无疑非常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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