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心朋友”是谁？

现存胡适档案中有一张小纸，上面写了一首词，无写作时间和书赠对象，现照录于下：

执手真难放，一别又经年；归来三万里外，相见大江边。更与同车北去，行遍两千里路，细细话从前。此乐大难得，高兴遂忘眠。

1991年7月31日，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先生在《团结报》上发表了《胡适的两首情诗》一文，完整引用了这首词，并冠以《水调歌头》的标题。

耿先生推断，这首词“应写于1937年10月到1938年7月之间。寄情的对象应是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女士。这位女士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最亲密的女友”。耿先生的主要证据是：1938年4月19日、7月12日胡适曾两次路过纽约赫贞江边（Hudson River）。4月19日，他还写了一首小诗：《从纽约省会奥尔巴尔回纽约市》，诗中说：“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的流下纽约湾，/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的永不回还。/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同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又说到：“月正圆，此是赫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也。”耿先生说：“一句话，但它加重了两度相思的分量。”

耿先生的大作后来收入了他的《胡适新论》一书，1996年5月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比如美籍华裔学者周质平先生在他的《胡适与韦莲司――亲情五十年》一书中就采用了这一说法，并说胡适自留学时期即称韦莲司为“江边之友”，此词为韦莲司所写，可以无疑。耿先生和周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学者，我从他们的论著中不断有所获益；然而，我更欣赏胡适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因此，我愿意从那些似乎“可以无疑”之处提出我的疑点。

耿先生的文章中有一个很好的看法：“胡适写文作诗皆重写实，不尚夸饰，词中的话语都应看作是他真实感情的记录。”根据这个观点我想追问：胡适跟韦莲司有没有“更与同车北去，行遍两千里路”的经历呢？再说，胡适有没有跟韦莲司聊《罗马史》的经历呢？耿先生把《罗马史》泛指为历史掌故，这种解释是否经得起推敲呢？在我看来，韦莲司虽然是跟胡适有近半个世纪交往的老情人，韦莲司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7月间跟胡适也有过短暂接触，但《水调歌头》的寄情的对象却是胡适的中国女友陈衡哲。现在又有新的确凿的史料证明，所谓“赫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也不是指韦莲司，而是指胡适的另一位美国情人罗维兹。如果把胡适跟这三位女性的交往混为一谈，有些史实就会被搞得似是而非了。下面我坦诚对于《水调歌头》的一孔之见。

这首词应写于1933年8月至9月间。当年6月18日，胡适在上海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启程赴美；7月在芝加哥大学作了6次讲演。8月14日至28日，又去加拿大西部的班府（Banff）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大会。在纽约，胡适遇到了“一别又经年”的老友陈衡哲。她也准备去出席此次会议。胡适是1910年留学于美国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陈衡哲是1914年留学于纽约州北部普济布施镇的瓦沙学院。两人都把美国视为第二故乡，陈衡哲又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期间“一个最早的同志”。两人在三万里外执手重逢，自然是万分激动，有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以至话别时已经深更半夜，圆月中天。“相见大江边”的“大江”即“四百里的赫贞江”。胡适在赫贞江边结识了不少朋友，他除开称韦莲司为“亲爱的江边之友”外，胡适跟陈衡哲夫妇也以“赫贞江上的老友”互称。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于1961年11月9日去世，她立即从上海写信给在美国的子女，要他们赶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胡适得到噩耗后非常伤感，即复长信给陈衡哲的子女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为她掉泪。”胡适之所以把这首词原稿上的“应念赫贞江上，有个同心伴侣”修改为“有个同心朋友”，就是避免可能由“伴侣”二字而产生的误会，强调他跟陈衡哲之间虽然关系亲密，但感情尚未越出“朋友”的雷池。

“更与同车北去，行遍两千里路”，是指胡适跟陈衡哲同乘火车去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当时纽约有一条到加拿大的铁路总线，去班府是北上，行程约“两千里路”。会后陈衡哲又陪胡适到她的母校讲演。1993年11月9日，陈衡哲在《独立评论》第77号发表了《回到母校去》一文。文章描写了她跟胡适同行的情景：“火车是沿着赫贞河走的，这路我已走过多少次数，闭了眼睛也能认得。那时正值初秋，对岸山上的秋色，正在欲放未放之间。这熟悉的景色，尤其是在西风黄叶学子归巢的时候，引起了我不少的‘乡思’――对于曾在读书四年的第二故乡的乡思。”可见这次重聚给胡适和陈衡哲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乐大难得，高兴遂忘眠”，正是这对“同心朋友”重聚情景的写实。

“家国事，《罗马史》，不须言。”这是胡适跟陈衡哲聊天的内容――家事，国事，天下事，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谈《罗马史》，是胡适跟陈衡哲交流的一个独特内容。陈衡哲是一个最早以西洋史为专业的学者，史料娴熟，史识独到，曾著有《西洋史》两卷，《文艺复兴小史》一卷，另写过若干历史小品。陈衡哲认为，《罗马史》的研究非常重要：不了解《罗马史》，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欧洲中古的历史。最初，基督教是罗马社会上的一个弱势宗教，遭到了罗马政府的酷烈镇压，但高压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基督教居然感化了罗马皇帝，成为了罗马的国教。从此，基督教日益罗马化，政治化，成为了欧洲旧文化的大救主，也是欧洲近世文化的大功臣。陈衡哲总的看法是：基督教会在历史上虽有诸多罪恶，但在欧洲最黑暗的时候却是那里唯一的光明。谈《罗马史》，决不可能是胡适跟韦莲司谈话的内容，因为韦莲司的专业是西洋艺术。

最后话题必须再回到胡适跟陈衡哲的关系。1923年8月25日，陈衡哲在给胡适信中写道：“世上有许多事是说不清的，只待‘水落’之后再去评判那‘石’的真相吧。”现在看来，胡、陈之间在感情上确是非常亲密而默契的。胡称陈为“一个最早的同志”，陈称胡是“旧友中最相知的一个”。胡习文，陈治史，但陈感到自己“缺少做学者的天分”，她所心爱的其实是文艺，这使得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陈、胡两人虽然都先后成家，但他们都珍惜和怀念留学时代在赫贞江畔结下的那段柏拉图式的友谊。胡适曾作两阕《好事近》，词中有一句“少年心难再”。陈衡哲在致胡适信中对这句话提出了“抗议”。她写了一首五绝，题为《相思》：“相思岂不苦？/甘之亦有因。/付得相思价，/买得少年心。”说明她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保持了青年时代的这份美好感情。陈衡哲也了解外间关于她跟胡适关系的种种传言。她在给胡适信中曾表示：“名誉是重于生命的，尤其是在我这样一个女子看来。”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化薰陶的东方女性，陈衡哲的情感有“开放”的一面，但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一面，所以她不可能像韦莲司和罗维兹那样成为胡适的恋人。这使她精神上感到非常压抑，非常痛苦，以致在“精神上与身体上”发生过“大地震”。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就含蓄提到过陈衡哲一度发生过的精神危机：“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七万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是中国妇女的自传文学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子全烧了。”现在，胡适跟陈衡哲都已作古。水已落，石已出。陈胡之间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史已经证明，他们是保持了金坚玉洁感情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