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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何兆武教授近影 |
何兆武是非常喜爱康德的，他喜欢谈的“历史理性”一词出自康德。《历史理性的重建》第一辑“一个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7篇论文全部是论述康德的，作者行文中的许多概念和词句，都带有浓烈的康德色彩。尤其凑巧的是，康德哲学由四大批判构成：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以及卡西尔所说的历史理性批判，而这本书也由四个部分组成。假如说专讲康德的第一部分构成本书的形而上学，那么，最后一部分类似于师友杂忆性质、随手却不随意地“写在历史边缘”的一组小品文章，也就恰好成为了何兆武的第四批判；第二、三辑阐述史学性质、进行思想批评的两个部分，则可以说是何兆武的史学知识论。
正如阅读康德，不妨先从他的第三批判或第四批判入手；阅读此书，也不妨从最后部分的小品文章开始。
切勿小瞧这些小品文章。作者说得好：“大抵古今中外大家的即兴之作，虽似小道，亦必极有可观。”（第46页）之所以可观，乃在于伴随着这些“小道”以及隐含于其背后的，乃是“历史和人生最微妙难解的问题”。譬如谈到某位好友的死，他会发出“天问”：何以社会进步的规则，竟然把它最优秀的分子淘汰掉了（第254页）？讲到某位史学大师的史识，他不禁慨叹：他的论点总让人感觉缺乏必要的逻辑洗练（第141、243页）。这里，有悲愤，有叹惜，但更多的，是对情感的超越，是对自然、生命、知识的省思。而且，它还是一种引领，引领我们透过形而下，去透析那深邃的形而上！
这本书是围绕“引领”而展开的。作者既引领着我们去体认历史理性，又将历史理性看作是历史研究的前导（Prolegomena）予以体认。他说，一切历史学的概念和命题，都必须先经过一番逻辑的洗练，才配得上称为是有意义的和科学的；只有经过知识论锤炼出来的形而上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也才是真正的历史哲学。这就是他长言咏叹、念兹在兹的核心论点，也是他引领我们所欲达致的认识。
逻辑的洗练，就是批判，就是检验立论的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在作者看来，任何学术思想，如果不经过这样一番批判的洗礼，就只能是一种经学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种学术的论证（第137页）。
基于此，我曾以为何兆武先生的思想，乃偏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开创的“以脑思维”的一派，亦即偏于认识论的分析。但读过此书，我才晓得，他的思路其实是以法国哲学家帕思卡所开创的“以心思维”一派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先对生命予以整体把握，然后才去从事细密的思想考古。因此，何兆武的知识论，并非表现为技术性的语言分析，而是结合着人情、人性、人道以及生命的各种内在因素。然而所有这一切，复统统归结于“历史理性”。
“历史理性”显然是何兆武先生喜爱的概念。他最早出版的一部文集，即题为“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后来，又有“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出版。本书则名为“历史理性的重建”。康德将理性划分为纯粹的、实践的、判断的，又划分认识为感性的、智性的、理性的，足见理性乃是思维的最高阶段。所谓“历史理性”，乃是一个人文概念，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方面缺一不可，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它超越了一般专业史学家所热衷的史实认知、科学事实的确定一类的基础工作。假如说理性意味着启蒙和光明的话，那么，它所照亮的，不是具体的史实，而是人们的思想。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伯里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何兆武则说：“历史学不就是科学；它比科学多了一点什么，又少了一点什么。”（第115页）
对于我们敬仰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何兆武同样很推崇。只是，在“历史理性”的光照下，他又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他说，越是读陈寅恪，越是觉得“历史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之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事先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第244页）
我很乐于提醒读者特别注意作者高度的写作技巧，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无论是不拘谨、不装腔作势而更具本色、更自然流畅的小品文章，还是专门讲述东西圣哲的高头讲章，他都能够将文体调动于具象和抽象之间，既娓娓道来，又腾挪跳跃，打通“理”“趣”，建立起富于哲思的形象、具备形体的思辨。有时，他会在行云流水、绵软浓密的文字中突然插入一个楔子，不失时机地捎上一句冷语，让你感受“温柔一刀”，亦即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第76页）。有时，他又会在逐渐收束的叙述中，突然解掉绳索，仿佛收拢的手掌重新张开，从中飞出一只蝴蝶，然后五指并拢，让我们在阅读中舒缓一口气，最后才发现论题依然在论者的掌心之中。这种太极般的语言功力，乃基于何兆武深厚的中西学养、精粹的思想境界以及运用中西文字的得心应手，所表现的，则是他丰富、活跃而善于联系的思辨力。
我很在意作者文章中的那些“插话”。这些插话，往往包含了深邃的意蕴，点击着对象的穴位。例如谈康德，他会倏然插入一句：天人合一曾被有些学者认同为中国哲学的特征，但古今中外又有哪一家的哲学不是以指向天人合一为自己的归宿的呢？不归本于天人合一的，还称得上是哲学吗（第67、75页）？谈到儒家，他只是不紧不慢地说，儒家是中国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第174页）。这类插话，弥漫于全书，谁又敢小觑？
我想到“隽永”一词。隽永的文章当不得夏日里痛快淋漓、一饮而尽的冰啤酒，却更像是暖屋里细啜慢品的功夫茶，需要在平和舒缓的心态中慢慢斟酌。这就是何兆武先生的风格，尽管我们也时而能在他的笔下感受到苍凉和悲愤！
（《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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