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赵蘅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6年1月第1版，34.00元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数百幅的速写和照片，被女画家巧妙地用15万文字缀成
结识赵蘅，是朋友的引见，当时他用了以下陈述句对她进行描述：母亲是《呼啸山庄》的翻译者杨苡，父亲是《红与黑》第一个中文译本的译者赵瑞蕻，舅舅、舅母是杨宪益和戴乃迭，本人是美术家、作家、电影家协会的三栖会员。
这是一位幸运得让人妒忌的女性，出身名门，又才华横溢。介绍她画页的文章似乎用“故纸堆里的温暖往事”做标题才贴切。但是走进赵蘅书中重现的历史回放，却发现赵蘅的往事并不都那么温暖，更多的是辛酸和无奈。原本那个有着红苹果一般圆圆脸的幸福女孩，如今消瘦得一米六零的身高却不足百斤，这难道不是生活的磨蚀？
赵蘅将她的“这一班火车”发车时间定在1911年，理由是这一年一位年仅15岁的少女嫁给了大她许多的天津中国银行行长，这便是赵蘅母亲杨氏家族的“根”。抗战胜利那一年，赵蘅出生了。借助特殊的家世背景，她的童年比其他孩子多了一年国外生活的体验。接着又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四年的快乐时光，幸运女神还真是在她身边晃了好几年。突然之间，幸运不再，继续深造的路被堵死，赵蘅只好提早进入社会。接下来不要说当画家的梦想无法实现，即使想本分地在农影厂动画车间工作台前安静地工作，都成了奢望。
那个曾经激情满怀地用血书致函卡斯特罗，支持古巴反美行动的女青年，一夜之间竟然因一句诬陷变成了批判对象。在随后下干校的日子里，赵蘅不知道“自由的天空在哪儿”。好在手里还有两支笔，一支是用于速写的画笔，另一支是记日记的文学之笔。
当时赵蘅经常要到果园干活，虽然到处是苹果，但在不要文化的年月里，她却不敢堂而皇之地在炕上摆几只画静物，只能将画夹藏在棉大衣里，看果子时偷偷用简单的线条画几笔生活的记录。即便如此谨慎，最终她还是被人举报受到了批评。挨批也值得，那一张张只有那个时代才能画出来的珍贵速写毕竟留下来了。所以20年后，当赵蘅可以自由地用大量油彩画画时，第一个创作冲动就是红苹果。赵蘅的《苹果和叶子》系列油画曾在巴黎艺术城展出，其中一幅后来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收藏。很多西方观众对女画家要将苹果摆在落叶和草丛里大惑不解，赵蘅解释：“甜蜜和光明往往是由苦涩和黑暗相衬的。”
赵蘅很久以前就希望有一种图书样式，能够把画和文字结合起来。一家出版社盛情约稿，终于使她有勇气从故纸堆里翻出已破损不堪的画页，一张巴掌大的纸片都会骤然把她拉回到那个特殊年代。因为那些速写和照片，是她半生心血的原始记录。
赵蘅的文字真实，有时真实得让人窒息。她的父辈与巴金有着几十年的友谊。赵蘅也很崇拜巴金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她要求自己在书里不说假话。于是，无论是少年时求学的快乐时光，还是“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倒的惊恐；无论是干校艰苦日子里与丈夫的患难岁月，还是改革开放后丈夫远“嫁”异国，一纸休书将她推到无奈境地的尴尬，在她书里都有真实体现。她将生活的原生态和盘托出，毫无隐瞒地娓娓道出了尘封的故人往事。
用个体体验，折射出了一代人成长的共同经历,一个国家漫漫进程的赵蘅说：“我不单是为自己，我真的希望咱们国家永远不要犯过去那样的错误。虽然我的呐喊,只有一点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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