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陈思和先生的《“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一文，如醍醐灌顶，受到很大的启发。陈思和提出的问题其实并不局限在“五四”，而是牵涉到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性”、“全局性”的一个看法，即消解历来的所谓新
打破新文学、旧文学的固有研究格局，应当说是酝酿已久了。用单纯的新旧文学观念，既无从解释现代文学的发生，也厘不清晚清文学的性质；同时讲不清楚为什么作为新文学一支的海派先锋写作，忽然会有这么多成名作家都在通俗小报上发表作品；而一向津津乐道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最佳的流派关键词，仿佛在一天早晨失了灵，说它们是“先进”的创作方法仿佛并非“永恒”，批判它们早已演化成束缚文学的“枷锁”又似乎言过其实。总之，这些年现代文学研究在观念上的突破，在材料上的发现，都使得仅仅用新旧文学斗争的一根柱子来支撑文学史大厦的工作，难以为继了。
还有一个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发展现实的提醒。如果历史上的文学是只按照新与旧的进化律不断前行的话，那么，我们怎样来对待当下风起云涌的流行文学、时髦文学、畅销文学，经常以“新”的姿态来称霸文坛的现状呢？
基于此，陈思和试图找到一条更符合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路，这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学，先锋和常态（题目用的是“先锋性与大众化”，文中第一节标题用的是“常态与先锋”，我觉得后一提法更好）总是并驾齐驱，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这是文学的发展模式。不能说是仅有的，至少也是基本的发展模式。围绕这个中心点，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少创见。我试着按出现的次序，简述如下：第一，有“先锋性”和没有“先锋性”是大不一样的。“五四”如没了先锋性，白话取代文言虽然也能做到，但“得到的就是徐卓呆那样的白话文”。而“五四”欧化白话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也是新的思维方式问题，是思想变革问题。第二，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了“吃人”的意象，不仅人吃人、每个人吃人，连狂人自己也吃人。这就是先锋性的思想。而后来“五四”的大部分作家将这一尖锐的主题转化成“社会吃人”，便进入了常态化。第三，“五四”小说只继承古代的社会小说传统，鸳鸯蝴蝶派倒是继承了公案、武侠、言情等各方面的传统。后者到1949年后仍然在革命历史文学、港台和海外文学中普遍地存在或隐现着。所以不能只用“五四”一个标准来看待现代文学。第四，先锋性文学是孤独的，因而它总是受到攻击。它也总要寻找激进的文学伙伴结为同盟，虽然结局往往并不成功。先锋意识的弱化过程是它的大众取向，到那个时候，先锋文学在“失败”的同时也就获得了读书市场，成了“主流”，等等。这几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共同说明以往的“新旧文学论”已经无从解释许多现代文学的现象，都起着对过去文学史的巨大解构作用，不可忽视。
本来，陈思和文中的“先锋”与“常态”的概念是清楚的。把他前后的意思贯穿起来，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这样的：“先锋文学”的意识是激烈的、前沿的，具有穿透力，甚至能预示历史的未来的；它经常取与传统断裂的决绝态度，超越社会按部就班的前进步伐而引发突变；它是少数人的事，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怪异而充满原创性的行为。而“常态文学”的思想是通常见惯的，是能够复制的；它与传统保持前后相连的密切联系，与时俱进，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它可能是昨天的“先锋”；它掌握多数，拥有广大的读者。这些我是同意的。但当他一旦在这两者之间引入“主流”的概念，就产生了麻烦。“主流文学”不等于是“大众文学”。“主流”也不等于是话语霸权，不等于是“主旋律”（哪怕后来渐渐发生了关系），却在占据文学的主要空间或大部分空间方面，在拥有大多数读者方面，接近“常态”。可“主流”总带主导性，它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性质。每一时代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都是“常态”，但这“常态”并不能决定那一时代文学的性质。陈思和分明感受到这里有什么别扭的东西在捣乱。他讲演里就指出青年朋友的疑问：“五四”是先锋运动，先锋是非主流的，那么“五四”时代的“主流”是什么？“常态”如一定是“主流”，下一步的推导必然变成“五四”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便是“五四”的“主流”。这好像讲不真确。于是，“常态”和“主流”在内面发生了冲突。
问题在哪里？我试着来给陈思和“补天”。我认为，关键是要把“主流”的内涵，从常数、多数的这一边拉回到主导的这一边来。“主流”的文学即指一个时代有代表性倾向的文学，主要是这个“主导”意义，其次才是它掌握一定的读者。读者也有个方向问题，并非越多越代表主流。“五四”前后的一段时间，还不是文言文和文言读者占着优势？上海的《新青年》被新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迁移到了北京，开始仍是文言的。1917年1月的2卷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肆鼓吹白话，可《新青年》全部改成白话还要等到1918年1月的4卷1号。即使这样，谁不承认随着《新青年》的风气传遍国内，白话的读者逐渐占了“主流”。如果将这样一个“主流”，作为比“先锋”和“常态”低一个梯次的概念引入，我们可以将“先锋”分解为“主流状态的先锋”与“非主流状态的先锋”。写狂人自己吃自己的鲁迅的先锋性，很长时间也不被人理解，它是非主流的先锋；而《故乡》里的闰土被“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所压迫，就是让社会所吃，陈思和把它归入“常态”，我认为它还是“先锋”，却是主流态势的先锋。我不同意将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现实主义写“社会吃人”的文学算到“常态”里去，那就说不清“五四”的主流文学了。我们知道，在“五四”写“社会吃人”成就最大的便是“文学研究会”。这种文学，外有十八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加上自然主义）做参照，内有传统的社会小说一脉相传，由先锋普及的速度相当之快，它是“弱化”的先锋，但仍然是先锋，而且是“五四”主流。茅盾还是沈雁冰的时候，改造商务印书馆的老牌杂志《小说月报》，从11卷编“小说新潮”栏做起，后来12卷1号（1921年）彻底革新，写了《改革宣言》。这些“新潮”呀、“改革”呀的字样，便把文学研究会主流先锋文学的自我感觉找到了。而“五四”时期凡与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相关的，如鲁迅的一部分，如创造社、浅草社（沉钟社）、狂飙社，就属于非主流的先锋文学。至于“常态”之下引进“主流”的概念，也能分解出“主流状态的常态”与“非主流状态的常态”两种。“五四”的“常态”文学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就是鲁迅母亲要看的文学。其中的徐卓呆的白话小说，是符合“五四”主流状态的常态文学。不仅是徐卓呆，还有1903年用白话翻译《毒蛇圈》的周桂笙，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受鲁迅褒奖的周瘦鹃，先期的鸳鸯蝴蝶派白话作者，都可归入主流的常态文学来视之。而有人做《礼拜六》杂志研究，认为“五四”前100期的《礼拜六》比“五四”后100期的《礼拜六》的“现代性”反而要强。我们可以说，“五四”后100期的《礼拜六》，和其他从意识到文体都流入庸常、媚俗的鸳鸯蝴蝶派，是非主流的常态，或说是末流的常态文学。
这就是说，“先锋”和“常态”这个文学发展模式的分析系统，还需要完善。应当建立新的概念。以“五四”文学为例，我们可以称鲁迅是“孤寂的先锋性”，他们的读者是精英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人。称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是“弱化的先锋性”或“进入主流的先锋性”，他们的读者是大量的新式学校培养的学生，而且很长的时间段里所谓“新文学”的读者都是这批人，这样才引出新文学的大众化命题。其实，学生读者作为先锋读者已经不能算少。通俗文学中的“常态”，可分成“生长的常态”与“没落的常态”。中国的“常态”文学读者是市民，这比学生读者要多得多，所以当非通俗作家中有一天出现了老舍和张爱玲，他（她）们一北一南，一表现北京市民，一表现上海市民，拥有了广大的老舍爱好者与张迷，先锋文学和常态文学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了。就像我们一旦舍弃了新文学和旧文学的概念以后，也不要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新和旧的概念就不能再用，如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新的思想这样的提法，还是可以有的。其实在中国，市民读者能有农民读者多吗？农民读者可以与什么“常态文学”对应呢？可以和赵树理对应？似也值得怀疑。我看赵树理的书没有初小的文化程度也读不了，赵树理的年代，刚脱文盲帽子的农民读的是集市上买的唱本、戏本，因为他们主要的文学享受是树荫下纳凉的聊斋鬼狐故事和三国水浒的历史英雄故事，再就是过年、过节的看大戏，看熟的戏文可由唱本、戏本来重温。到了后来，才有农民读《烈火金刚》。这是“生长的常态”、“没落的常态”之外的第三类“常态”，不妨称为“文化积淀的常态”，算是我半创造（因“积淀”不敢掠美也）的一个概念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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