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 1916年出生，山西襄汾人。20年代中期到太原上中学，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1936年流亡日本，进入东京
日本大学社会科，在此期间，因向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投稿，认识“丛刊”编者胡风，成为胡风后来所主编的《七月》、《希望》和《七月文丛》的撰稿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1946年来上海，曾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1950年起在上海震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上海通俗研究会名誉会长等。
主要著述：
小说集《人生赋》；散文集《热力》；小说《人的证据》；专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翻译《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贾植芳文集》；《早春三年日记》；《贾植芳回忆录》等。
位于上海东北角、与百年复旦一路之隔的国顺路650弄，是一个花木扶疏绿荫蔽天的庭院，院内是一色的建于50年代的三层红砖楼房。
3月的一天，初春的一缕阳光穿过芭蕉树丛和斑竹林，照射进13号房舍内，映着阳光的老人的脸，是恬静的、光洁的，你丝毫也看不出坐在茶桌旁的是一位90岁的老人。
当我走进这间到处堆满书籍报刊的屋子时，贾植芳先生像老朋友一般微笑着对我说：“你来了，我刚刚起床。”
此时此刻，是上午8时40分，比他往常的起床时间提前了20分钟，看来老人的身体蛮不错的，初春的感觉，预示着一年的收获前景：继去年出版4卷本的《贾植芳文集》、《贾植芳画传》、《早春三年日记》后，一本40万字的《贾植芳回忆录》正在紧张排印中，1953年首版的译著《契诃夫手记》如今也已第5次投入印刷发行……
贾先生告诉我，今年是集出版家、翻译家、诗人于一身的邵洵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他正在读有关邵氏的译作、著述和他人对邵氏的评介。谈到这里，我方才明白，为什么一进屋，他的目光会在刚收到的《新文学史料》上驻足――这一期的《新文学史料》刊登了一组《邵洵美专辑》，还在新开张的《旧文新读》栏目中，刊登了邵氏作于1937年春记叙文坛趣事的《儒林新史》。
贾植芳先生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有条件就要记日记。
对于一个四度光顾牢狱的老人来说，90岁仍健健康康地活着，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依我7年之观察，一是老人达观、开朗，从不为灾难困苦所压倒，二是数十年如一日勤奋思考勤奋耕耘，三是饮食随和。
生死相依战友情
距今27年前，万物复苏的1979年的早春，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刚刚恢复了“人”的尊严尚不及正式平反的贾植芳，被分配回了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就在这时，系里收到了寄自四川成都、注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杨力教授收”的一封信，没有人知道“杨力教授”为何许人，只有贾植芳带着狐疑领受了此信。须知，“杨力”这个名字还是他在解放前夕出版小说集《人生赋》时，胡风给他题签的笔名呢！
这是胡风历经24年炼狱生活刚刚获得自由后写给他的信。
在紧接着收到的第二封信中，胡风寄来了一组题为《酒醉花赞――怀贾植芳》的古体诗。这是胡风凭记忆写出的当年在狱中的吟咏。其中，以“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奔流嗤地大，展翅笑天宽”、“千赞楼梁木，稠嗤虎颈毛”、“怀君怀炸药，着火石无强”的诗句来形容贾植芳，表达了胡风内心对这位肝胆相照的老友的敬佩思念之情。尤其是在1955年的狂风骤雨中，贾植芳不以自己苟生换自由，坚决不“与胡风划清界线”，从而使当初被当局认定“可以挽救的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转化成了敌我矛盾――12年炼狱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谈及贾植芳与胡风的关系，要追溯到70年前。1937年初，因参加民族救亡运动遭受反动政府迫害正亡命日本的贾植芳，在东京书店里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从其编辑、撰稿人员阵营，他就认定这是一个坚持鲁迅战斗传统的严肃文学刊物。于是，他将自己亡命日本前关押在北平反动政权监狱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人的悲哀》投将去。不出两月，他收到了刊有他小说的丛刊第四本《黎明》和30多日元稿酬，以及编者胡风的热情来信。从此，他与胡风成了莫逆之交，先后担任了《七月》特约撰稿人和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1939年，因利用自己在山西中条山国民党前线部队任翻译的便利，屡屡掩护共产党人和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举止败露，他不得不流浪到了重庆。抵渝后，他给在同一城市的胡风寄出了一篇他在前线访问一个八路军支队长的报告文学作品，并附言告诉胡风他在一家小报工作。接到贾植芳的信，胡风很快找来了。由于信中没有言及“小报馆”的名称，胡风几乎是在跑遍重庆大大小小报馆之后才找到他的。胡风还给他带来了昔日无法寄汇的稿费。望着跑了大半个重庆城满头大汗的胡风，贾植芳从心底深处感受到了胡风特有的纯真热情的人品。贾植芳不止一次对人说：胡风是个讲信义、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一如毛泽东评价鲁迅的那样：“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他是对人民革命的文化事业忠诚无畏的革命作家，是一个可以相交、相信、相托的真正朋友。这也就是他在1955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坚决不认可胡风“反党”、坚决不与之划清界线的根本所在。
贾植芳与胡风之间的这种生死相依，不仅仅是在1955年，以及那以后的30年中。早在建国前夕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就凸显出来了。1947年9月，因在报纸上发表檄文，公开声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示威行动，贾植芳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捕入亚尔培路（今上海陕西南路）二号监狱。当局要贾植芳领他们去抓胡风，或将胡风住处告诉他们，作为释放他的条件，但遭到贾植芳的断然拒绝。继之，特务们又要他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反共宣言》。又遭贾植芳的拒绝。直到一年零三个月后的1948年冬天，最终，由胡风托海燕书店老板俞鸿模托人保释出狱。在这一年多的囚狱中，每当夫人任敏前往探视，胡风夫人也都要送食品让其带给贾植芳补养身子。而胡风对朋友的挚情，更是令人钦敬万分。据任敏后来撰文回忆道，一次，胡风匆匆赶至寄居住友人处的任敏那儿，一见面，当着满屋子的朋友，十分生气地冲着她嚷嚷上了：“你呀，你不着急，别人倒是替你着急，怎么，植芳的事不管了？这么长时间，没看到你，营救的事怎样了，也不来告诉我，使我们老放心不下，惦记得很！要想法奔走活动呀！”尽管这是一场误会，但当年这感人的一幕，直到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每每提及，贾植芳夫妇俩都感动不已。
感天动地夫妻情
如果说，世界上要像举办国际模特大赛一样，来选出真正的患难夫妻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贾植芳与任敏，是一对最具说服力的“冠军”人选。
抗战初期，亡命日本攻读社会学的贾植芳先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一度流落古城西安。因为懂日语，被一个驻扎在黄河边上的国民党工兵部队招募去翻译日文技术资料。其时，任敏正在西安商业专科学校会计系念书，因喜读胡风主编的抗日杂志《七月》，进而被人介绍认识了经常在《七月》上发表作品的贾植芳先生。他们因爱而结合，而同居在黄河边上的一间陋屋里。他们没有办过任何法律认可的手续，也没有双方家庭的财富和对方的地位作保证。结合时，年仅23岁的任敏对夫君只说了一句话：她这人苦吃得起，就是气受不起，所以生活在一起，吃苦不怕，只要不受气就行。贾植芳说他一辈子都遵守当初给妻子的这个承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生性“不安分”，她以后跟着他吃的苦，竟是这么的多，这么的大。
令任敏始终不能忘怀的是，1946年他们住在胡风家中的时候，“经常发脾气”的胡风意味深长地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你以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为此，她以此为座右铭，以自己的行为，指导、实践了一生。
颠簸流离之苦尚不足论说，那连绵不断的牢狱之灾，以及在狱外默默等候夫君的焦虑，方显出任敏的本色。
1945年春，被怀疑是共产党间谍，在徐州，贾植芳被日军特高课捕将了去关在狱中。狱外的年轻妻子一边设法托人找关系营救，一边还要不断变卖衣服为贾植芳送饭送菜，直到“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
1947年秋，贾植芳因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支持“暴徒”们对抗那个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上海被中统局特务提将进去，任敏也被关押了八十多天。出狱后，任敏四处奔波，托人营救，同时，仿如两年前的徐州，节衣缩食，为贾植芳送食品，直到一年三个月后贾植芳出狱。
1955年5月，因胡风冤案贾植芳牵连入狱，始终不肯划清界线不肯离婚的任敏也随之被关押了一年多。不久，又被发配青海，并且第二次被捕入新中国的监狱，接连数年挣扎在饥饿线上，在监狱她还背过死尸……直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她才被释放出来，而且还是一个“随唤随到”的假释犯。其时，她的生活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她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回了丈夫的老家山西，与年迈的公婆生活在一起，替狱中的丈夫尽孝道，还为两位老人送了终……
听了贾植芳讲述的这一切，令我想起了沙俄专制时期十二月党人们的妻子，不，任敏比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还要崇高的多，因为她承受的，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大了。
其实，任敏对夫君的那份至尊仁爱信义，又何止是这些。
1980年，贾植芳回归了阔别25载的教授岗位。同年底，他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最终平反公告。那一天，他和任敏开怀痛饮时，任敏这才把自己这些年的坎坷经历一一倾吐了出来。贾植芳又是心疼又是不解地问她：“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到今天才告诉我？”任敏则平静地回答道：“你处境不好，心情不好，我怕告诉你，你会对共产党绝望。”
这就是做贾植芳妻子的任敏！一个大写的知识分子老婆的任敏！一个顾全大局的任敏！
为了不让丈夫对生活失去信心，她独自默默地吞下了一枚枚苦果。
自1997年任敏中风病倒后，贾植芳特地找出珍藏多年的书信日记，从中挑出他与任敏在文革后期到平反前后的通信，以及等待平反期间的日记，编成了厚厚的一本《解冻时节》出版。2000年初的一天，他捧着出版社刚寄达的校样来到医院病房，对着昏睡中的爱妻喃喃地说道：看吧，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们都保留下来了……
一天，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握着任敏的手，大声呼唤道：任敏！任敏！“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说着，说着，入院后从来没有反应的任敏，突然间泪如泉涌……
终于，任敏奇迹般地从鬼门关闯了过来，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休养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恩爱的老夫妻！”
负责照料任敏的保姆，逢人便感动地比划道。
事实也正是如此。
每天清晨，贾植芳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颤巍巍地来到任敏的床前问候；而到了晚上，他都会把任敏的脚轻轻地握在自己的手中，直到揉搓热了才将其放进被窝里。临走时，他还要摸一摸任敏的额头，像嘱咐孩子一般地呢喃说道：“任敏！睡觉了。”他还亲自为妻子调配烹煮营养食品，然后，一口，一口地亲手喂进妻子的口中。
任敏中风后渐渐地不能说话了，到后来连意识也消逝了，但每当贾植芳的手触摸她的额头时，她似乎总能感受到，睁大双眼深情地瞧着一生患难与共的老伴。而每次贾植芳给他读新发表的文章时，任敏的眼角也总会情不自禁地滚出泪珠儿……
然而，再精湛的医疗技术也做不到法力无边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乃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任谁也无法改变的。2002年11月20日，一个阴暗湿冷的雨天，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二时三十分，任敏，这位与坎坷、牢狱、病魔顽强地搏击了一生的女性，终于走完了她的83年人生历程。在任敏离去的那一刻，已是86岁的贾植芳来到老妻床前，说了一句“敏，你慢慢地走，我随后就到，我们来生还做夫妻……”便颤巍巍地跪在了任敏的床前。
刹那间，目睹这突如奇来一幕的亲友、学生，同病房的病友和陪伴的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全都泪流满面……
五天后，2005年11月25日，任敏的追悼会在上海西宝兴路殡仪馆玉兰厅隆重举行。六七百位各界人士，以及外籍学者、朋友，怀着沉重而又钦敬的心情，为这位最普通而又具有高尚人品的女性送别。贾植芳先生为新中国带出的三代学生和研究生，也都纷纷赶来为师母送行。
先生为患难爱妻写就的挽联，长长地披挂在任敏遗像的两侧：
缘识古都奔走黄河寻觅铁窗相濡因病榻不忍思风雨白头六十年再相逢非此岸
读梓东海育苗西漠农桑北地煮字刊南港莫提起艰难携手春寒路家中妇天地间
回顾九十年来走过的人生旅程，贾植芳先生没有一星半点的后悔。
他活得太富有人情味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始终把人字写得大大的，写得端端正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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