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见过汪老道涵先生一面，却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1998年10月6日至8日，在汪道涵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首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与日本的一家著名企业，联合举办东方文化学术讨论会。1998年秋，离20世纪结束，只有二年多。在这世纪之交，讨论东方文化的历史及现实走向，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不
我清楚地记得，6日下午，与会代表在友谊宾馆办完报到手续后，举行开幕式，已是下午5点多。在热烈的掌声中，汪老致欢迎词。我有记简短日记的习惯。现抄录如下：“会议延至五时许才开始。汪道涵先生已年逾八十，但满面红光，步履轻盈，祝词也很雅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印象中的深刻之处，是汪老的致词，毫无常见的某些领导干部讲话的党八股气息，非常亲切，富有文采。我仿佛上世纪60年代在复旦求学期间，听周予同先生、谭其骧先生的演讲一样，渊博、儒雅。
研讨会开始后，汪老一直参加会议，听取学者们的发言，还不时拿起笔，记上几句。参加会议的有日本学者，也有港、台学者。大家各抒己见。从学者们的发言中，我感到“东方文化至上论”、“西方文化至上论”，仍然有一定的影响。我在二次发言中，说：如果把东、西方文化比喻为月亮，那么，最合适的形容就是苏东坡的名句“月有阴晴圆缺”。以20世纪初流行的“月亮还是美国圆”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至上论”，不过是少数崇洋媚外知识分子的梦呓。这种谬论的前提，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对于数典忘祖者，不值一驳。但是，百年历史同样证明，“东方文化至上论”，躺在老祖宗的光荣簿上沾沾自喜，昏昏然，“不知今夕是何年”，排斥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同样是历史的绊脚石。东西方文化，互有长短，彼此应当取长补短。二种“至上论”，都是历史的残梦。我们应当高声吟哦“月有阴晴圆缺”，面对历史，走向未来。――我注意到，我发言时，汪老微笑着，神情专注。
我因有要事去外地，便提前退会。返京后，这次学术会议的主持者、“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林地先生，托人转告我：会议结束后，他送汪老去飞机场。汪老在登机前，特地转过身来，嘱咐林地：“请您转告王春瑜先生，他在发言中用‘月有阴晴圆缺’来表述东西方文化，很好。”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汪老的虚怀若谷，对学者的尊重。我很感谢汪老的鼓励。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月有阴晴圆缺》，刊于《光明日报》。
汪老已安详离世。我不禁又想起7年前与他的一面之缘。谨撰此小文，作为献给汪老在天之灵的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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