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译过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写过一些有关俄罗斯的文章，画过一些俄罗斯人的肖像和风景。我和俄罗斯结下无法忘却的深情。
1926年我出生于富有俄罗斯情调的北方城市哈尔滨。街上来往的是些俄罗斯人，讲的是带“尔”声的话，不同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常用的也是俄罗斯语言，甚至连中国小商小贩也都能说上几句不
1933年我进入一座教会学校，读了十年书。同学中以俄罗斯人居多。老师主要是俄侨，用俄语讲课。我在一群讲俄语的孩子群中长大。从小我就感受到语言的力量。长大以后，我期盼的就是民族之间的友好与和睦，就是从事与俄罗斯文学艺术有关专业。
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平平，但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与艺术。
我忘不了我们的俄语言老师。语文课讲授的就是俄罗斯19世纪作品。克雷洛夫的寓言、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抒情诗、果戈理的讽刺剧本、屠格涅夫的散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让我魂牵梦绕。作品中充满对奴隶制的反抗，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弱者的关爱，对民主的向往，对美的追求。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俄罗斯文学艺术拷问人生的重大课题，可是小说中的故事，诗歌中的音乐旋律，绘画中的感人场面，却把我带进一个梦幻的世界。
普希金一直挂在我的心中
那是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在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
我为班上临摹了一幅普希金肖像，挂在教室里。从那时起，普希金就永远地走进了我的心房。我总想画一幅自己心目中的普希金。
风风雨雨五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对人生、对事业、对命运有了许多新的理解。对一生多舛的普希金也有了新的启迪。1987年2月13日是普希金逝世150周年。我们《世界文学》杂志组织了一场纪念会，邀请了在京的诗人和翻译家们参加。
凭借外国文学研究所聚集了多种外国文学人才的优势，我们便用俄语、汉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朗诵了普希金的《自由颂》、《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致恰达耶夫》、《致凯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纪念碑》等揭示诗人生平的名篇佳作。纪念会结束时，老诗人艾青微笑着说：“这样别开生面的纪念会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他的话让我们筹备人员感到高兴与欣慰。
1994年我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了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通读了他的所有抒情诗，并核对了几代中国译者的译文。在全面理解普希金的这个基础上，我着手创作我心目中的普希金。我画了一套组画，从几幅扩展到十二幅，还不能包括他的生活全部。我还在补充这一组画。
1999年春，俄罗斯全国隆重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我被邀请出席莫斯科的庆祝典礼。我将我画的《普希金在长城上》一画赠送给普希金国立纪念馆。
这是我酝酿多年的作品。画中有我对普希金的理解，同时也表现了普希金的愿望。他生前曾表示要到中国来。我画了一幅他的愿望变成现实的画――普希金来到了我国的万里长城上。这是一幅即实主义又有些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画上有我国著名诗人李瑛的题词。
该馆馆长博加特廖夫在一封感谢信中写道：
“国立普希金纪念馆感谢您惠赠的《普希金在长城上》一画。这幅作品由于高超的艺术水平和对普希金形象非常有意义的和不同寻常的处理，它将在我馆美术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国立普希金纪念馆组织的展览会上展出这幅作品。”
参加纪念活动期间，我走访了普希金的一些纪念场所和采访了有关人员。回国后写出《圣山行》一书。
我忘不了自己初试译笔
我在学校即将毕业时，由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便试着进行翻译。我译的第一篇作品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
当时我的俄文水平不高，我的汉文只限于生活用语。我哪来的那么大的胆子？虽然是一篇小文章，但毕竟是经典名篇。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
我读了原文，从字面上理解了散文诗的内容，便开始翻译。然后还把译稿寄给了当地的《大北新报》，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的译文居然见报了。那是1943年，我17岁。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哈尔滨是我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1945年底我就参加了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友协当时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除致力于巩固中苏两国关系之外，还在做团结、教育、改造深受奴化毒害和具有正统观念的青年，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友协领导下有报刊、书店、影院和各种文艺活动组织。
友协的合唱团要演唱新的歌曲，于是我便着手翻译苏联流行的歌曲的歌词。我前前后后译过大约二十来首。译后交给刘炽、瞿维等来自延安的音乐家们配乐。他们开始直皱眉头，告诉我歌词不能随意翻译。在他们指导下我才明白翻译歌词必须对准音节等。我那时的翻译只停留在实践阶段上。有的歌经过他们配乐之后，曾流传一时。
1947年我译了《保尔・柯察金》。它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剧本中的主人公保尔深深感动了我，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没有见过那么坚强、那么忠贞、那么勇敢的人。我那时还没有读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剧本中全是对话，觉得翻译剧本似乎比较容易些。1950年，我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观看这部话剧演出时，发现对话中有些东北土语，相当刺耳。那时我才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艺术，不是每句话都可以印在书上或搬上舞台的。
多少年后，翻译的作品多了些，积累了一点经验，知道从事文学翻译不仅要精通作品原文，理解它所表现的思想，它所反映的生活和文化内涵，而且还需要很好地掌握母语，要学会转化，又要善于创作。文学翻译像是带着枷锁跳舞，在受到原文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要展示出舞的美姿。
随着年龄的增大，翻译的胆量变得愈来愈小，到了近年，甚至有些不敢动笔，总觉得对原文没有吃透，用汉文表达不尽原意。
我忘不了口译是我的大学
1954年，我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当一名工作人员，每年要接待苏联代表团，或陪同我国代表团出国当口头翻译。
在生活实践中我渐渐认识到口头翻译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它本身需要译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大量的语汇、良好的记忆力、转化时的敏感，等等。我在这方面都有缺陷。我忘不了口译时的诸多教训。
记得有一次，中苏两国作家相聚，在餐桌上一位俄罗斯女诗人敬酒，激动地讲了一段话，然后用俄文朗诵了一首中国古诗。敬酒辞，我翻译了出来，可是那首诗怎么也译不成，译了个大概意思，主人们还是不知所云。主人们感到扫兴，我也感到无地自容。
口译中何止这一次教训？！但这已足以督促我补课再补课。学古文，学各方面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
我担任口头翻译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中俄两国的杰出人士。在大庭广众面前，我译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顽强的一生，卓娅的母亲讲述自己的女儿在法西斯魔爪下刚强不屈英勇就义的情景。她们的讲话往往催人泪下。我也聆听过诗人的朗诵。
诗人吉洪诺夫在武汉大学向广大同学朗诵他写的关于中国的诗，声音洪亮，眼睛闪耀着光芒，有时挥动一下手臂，借以加强诗句的力量。伊萨耶夫为艾青一个人背诵他的情诗《致妻》，声音是那么柔润，那么多情，那么妩媚，缭绕于耳，颤栗于心。聆听他们的朗诵，使我不能不反复考虑如何翻译诗歌作品，如何传达个人特色，如何注意声调与音色，以达到相近的效果。
十年的口译工作，如同上了一座大学。这座大学的教授都是怎样的一些人物啊！
上一世纪60年代初，我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前后后在那里工作了27年。1989年离休。
离休后我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进行创作。因此写了茅盾、巴金、老舍、梅兰芳等先辈访问苏联的文章，写了与外国文艺界人士接触的回忆，出版了几本随笔集。我还写过一本介绍俄罗斯墓园文化的专著《灵魂的归宿》，为我国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领域。
回顾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我是在热爱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中度过的。我已年满八旬，想做的事似乎还不少，但体力与精力都不济了。不过只要头脑不糊涂，我不会放下手中的笔，将沿着命运为我安排的路走下去――继续沉浸在俄罗斯深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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