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邓鹏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66.00元
当年的宣传画
《无声的群落》一书，辑录的是1964、1965两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达县、邻水等九个县的社办林场、茶场和畜牧场落户的重庆知青撰写的数十篇回忆。
近十年来，由老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在近百种有关知青题材的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相当引人注目。这种形式参与性强、容纳量大、形式随意多样，撰写的过程往往也成为某一群体的知青共同回忆当年岁月、增进相互感情的方式，不仅广受知青欢迎，也在众多对1949年以来历次运动和事件的记录中独树一帜。
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都是集体结队前往，人员的构成，都有某些共性。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知青的组合也多少有些自由度，譬如文革时同一派别的同学会集体报名前往某地，同校同班或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乃至邻居好友也会选择同一个插队地区等等。下乡之后多年同命运共患难的磨砺，更使他们对那段生活拥有了共同的回顾。而回城之后，尽管经历不同、地位各异，但凡是还能够集聚在一起撰写回忆的，也往往多年并未完全中断联系，互相间的影响也使他们对当年经历的反思，多少具有某种共性。城市下乡知青由此而以当年下乡的地方为基础，形成诸多的小群体，由这些小群体撰写的回忆录，也带有明显的集体记忆的特征。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过来人，可以从中读出各个群体间的差异；作为为历史留下的记录，众多这样的集体记忆，会使人们对知青这段历史的认识更丰满更多样；而从这些回忆录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对知青生活的反省与思考，也为人们留下知青一代人对这段历史反思的参差不齐的蹒跚足迹。
虽然每个知青的群体都各有其特点，编著的回忆录也都各有自己的光彩，但写作《无声的群落》的这个知青群体，还是非常独特的一群，那就是他们都是1964-1965年间，也就是文革前的下乡知青。
众所周知，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以文革时滞留在校的所谓“老三届”知青最广为人知。对于这场运动和这代人命运的回顾与反思，也由他们首开先河，所谓“青春无悔”，所谓“知青情结”，主要就是由他们中那些“成功者”喊出来的，知青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声音如此洪亮，掩盖了其他知青群体的声音，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这场历时20余年的运动中，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群体，而被人遗忘最甚的两个，一个是回乡知青，还有一个，就是像重庆市这些到大巴山社办农场下乡的中小学生一样的、文革前的城市下乡知青。
十年前我与刘小萌一起写《中国知青史》，我写的部分名为“初澜”。把重点放在文革之前的初衷，是因为作为史学家，研究任何历史事件都必然要追根溯源，但越写到后来，我就越发现文革前的知青群体的不可忽视，这不仅因为他们是知青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运动的先驱，还因为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已经成为一代人当中的“弱势群体”了。固然在无论哪个人群中，都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但问题是他们之成为“弱势”乃至在升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上遭受种种歧视，原因十分地不公正，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看到在《无声的群落》一书中，他们诉说着当年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的迷茫失望，尤其如卢晓蓉（《咏雪四题》）写到学校还在刻意向她隐瞒这样的事实时，相信读者都会像我一样，感到心灵痛苦的颤动。
在人生起跑线上遭遇的不公正，显然会影响人的一生。他们在农村经历文革，对于这场运动的荒谬性和危害，有着比当时在校学生更早和更深的省悟，他们中一些人把文革当作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发轫于同一年的“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却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在本书上卷的第二章“疑惑与反思”中有几篇文章，尤其是万源县夏先争的《回首“乌托邦”》，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知青在文革期间追求、奋争及至失败的过程，可以作为不可多得的史料来看。与此同时，很多人对于当时由于幼稚、由于单纯而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也有颇多反思，如万源县张弘在《跑龙套者》一文中称：“我曾经对一位知青朋友说，知青是中国政治悲剧中的配角。他断然认为，知青连配角都谈不上，充其量是跑龙套的，因为配角毕竟还是一个‘角’……”敢于正视这点，是需要勇气的。
待到1971年后的招工大潮来临时，这个老知青群体的“弱势”又一次凸显，这次不仅由于出身，还因为年龄，这使他们的回城之路比后来的知青走得更艰辛。甚至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在有的县，1965年的高中毕业生根本没有资格报考，理由是年龄太大了……”（宣汉县任宗景的《梦断1977》）。
本书主编邓鹏在序言中也提到：“老知青当中参加高考的人却寥寥无几。原因是经过了在农村和城市十三四年的蹉跎，绝大多数老知青的学业已经荒废，加上坎坷的经历，他们已经心灰意冷。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达县地区的一些基层单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竟然禁止高1964、1965级的老知青参加考试”。
与一些早期结集的知青集体回忆录相比，《无声的群落》的叙事风格更为平实朴素，对这场运动以及自己经历的思索也更成熟，更客观。即以篇幅之巨来说，众多的知青回忆录，也鲜有能出其右者，从中亦可见参与者的投入程度。
我与大巴山这个群体的知青们同龄，只是比他们多了一次上高中的机会，虽然这个高中也仅仅读了一年。文革中我曾有过与老知青接触的机会，但囿于当时的年龄和境遇，对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理解和认识。对此我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中有过反思，我提到过：
（老知青）的返城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与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的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中学生，对于他们的先行者，态度是相当地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覆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请原谅我在这里重复自己的话，不仅是因为读这部《无声的群落》，又引出我写作《中国知青史》时曾经发出的同样的感喟，还因为我想证实，我是真的寻找了他们将近十年。当其时，“老三届”知青的集体回忆录已出版数部，“青春无悔”的歌唱也正是豪气干云，那时我是那么费心费力，想倾听到这些老知青的声音，但他们却好像已经隐没到茫茫的人海中，始终默默无语。本书主编邓鹏称这个群体为“无声的群落”，有心者应能体味其中隐含着多少的悲苦与不平。所以，读到这本书，如果以一句话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相见恨晚”。我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也为他们一经亮相就有这样的精彩，而由衷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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