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环保运动在西方国家如潮涌起,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这一背景下,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研究方兴未艾,自然的价值、权利等问题得到了讨论,自然物成为伦理关怀的对象,等等,对这方面的学术进展,国内学人已作了很多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相比之下,与环境伦理学差不多同时兴起的环境美学,国内的关注却比较少。因此,湖南科学技术出版所出版“环境美学译丛”,应该说是具有拓荒意义的壮举。
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是美国长岛大学教授、国际美学会主席,在环境美学领域颇具影响。“环境美学译丛”第一辑5本书中翻译了伯林特的两本著作。其中,《环境美学》力图为环境的美学批评建立一种可靠的哲学基础;而《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则试图将《环境美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充实,并在更多的相关问题上予以应用和推广。
在西方美学史上,占压倒性地位的是对于艺术品的审美研究,自然之美长期以来受到忽视。隐藏在这种区别背后的是人工与自然的截然两分。环境美学将环境作为审美对象,其意义不仅是美学观念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在感知层次上对人与自然的亲密连续性的体认。在伯林特看来,环境不是外在于我们的,而是与我们自身相互渗透、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伯林特眼里的自然是人们生活着的自然过程,是被体验着的自然,是人们生活其间的自然。
人对自然环境之美的欣赏,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还涉及到了嗅觉、身体触觉、听觉、味觉,乃至肌肉的紧张和放松等身体的全部感觉。人不仅仅是纯粹意识的存在,同时也是与自然血肉相连的感性的肉体存在,不是独立于自然环境的存在,而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人们不是用中立、静观、不带功利的审美方式来审视外在的自然,而是用审美的参与来欣赏自然,将自己投入到自然中,成为自然一个组成部分。
从这样一种审美经验出发,伯林特向西方从古希腊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西方哲学习惯于从揭示世界的始基和结构而不是其联系和连续性来理解世界。这种还原论切割分析的思路,使得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难以实现。所以,他倡导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应该更多地认识到联系而不是差别,连续而不是分离。人类的存在作为自然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只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待自然,仅仅把自然当作外在自然物的集合,仅仅关注如何认识其规律,预测其变化,控制其发展。总而言之,只考虑有关自然的“真”的方面。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善”的方面,也就是说自然还是人类伦理关怀的对象。然而,自然的“真”与“善”之间如何沟通协调,如何从真的必然性中推导出善的合理性,在理论上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康德那里,二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作为第三批判的“判断力批判”。
如果说在康德那里,这种协调还只是一种假设的话(因为康德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位人类中心主义者),那么柏林特所提倡的环境美学,则提供了一种超越和消解人类中心论的感性认知方式。按照他的观点,人类与自然的整体联系就不再是一种理论的假设或者间接的推论,而是在感性中当下直接呈现出来的原初体验。它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迄今以来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活方式。
正因如此,在伯林特看来,环境美学的批评就不仅仅是审美活动,它具有重新阐释甚至改造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制度的作用。环境美学绝不仅仅是消遣性的,它还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解放功能。例如,伯林特对于迪斯尼世界的解构分析,就深刻地揭露了盗用历史、民族和科学权威的殖民主义统治的真相。
不仅如此,环境美学还具有创造性的建设功能,例如通过环境美学可以让我们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把握和领会身体,体会到身体与自然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而在人类的团结与统一方面,除了理性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之外,人们在审美体验中可以直接领悟到美学共同体的存在,它会帮助我们体认到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统一性,超越现代社会中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
近代以来,西化论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颇有微辞,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不够科学、逻辑不清的表现,认为只有效仿西方近代文化的天人相分思想才能实现现代化。西方环境美学以连续性取代还原论分割的做法,强调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观念,应该对我们重新思考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