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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美]彼得・盖伊著，梁永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32.00元 |
在《施尼兹勒的世纪》里，盖伊试图以这位犹太作家的人生阅历为主线来描述欧美中产阶级一个世纪（1815-1914）的“心灵”发展轨迹。也就是说，他要在这位有着“弗洛伊德的双影人”（盖伊写作的弗洛伊德传记同样享有盛名）之誉的维也纳作家的导引下来写一个阶级的“传记”。在一定意义上讲，作为向导，施尼茨勒对于盖伊犹如罗马诗人维吉尔对于但丁。盖伊在《序言》中写道，在中产阶级见证人施尼茨勒的陪伴下，“我游历了挪威和意大利、俄国和美国”。施尼茨勒是个“亲切、可信赖和渊博的信息提供者”。全书的叙述就是围绕着一则关于施尼茨勒的轶事展开的：阿图尔・施尼茨勒的父亲约翰・施尼茨勒擅自打开了正值青春期的儿子的抽屉，翻阅了他的日记，从而引发了一场父子之间的对抗。盖伊以此例来层层推进演绎中产阶级文化对19世纪价值观的影响。
盖伊纠正了先前流行的对布尔乔亚的标签式认识。他将精神分析的笔触探入到一些幽闭的领域，诸如维多利亚时期的性意识、性风俗、中产阶级的焦虑等都得到了生动的刻画。从书中我们得知，当时社会对梅毒的恐惧，犹如今天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盖伊依据施尼茨勒的日记重构了施尼茨勒年轻时寻花问柳的性欲生活和对“绝对的性纯洁”的歇斯底里式的病态追求。盖伊同时阐述了女权主义的兴起对男性的打击。19世纪欧美布尔乔亚的崛起对隐私权的确立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作者同时讨论了维多利亚时期住房问题的文化意义、中产阶级隐私观念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以及布尔乔亚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化史的贡献。
盖伊这部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将文学家的日记档案和作品文献看作是文化史写作的重要素材源泉。作者擅长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援引例证。凭心而论，盖伊虽然在引述施尼茨勒的作品时不时出现一些错讹，但他对施尼茨勒还是比较熟悉，我们可以把他这部文化史看作是一部关于施尼茨勒的著作。国外大学一些图书馆的编目就是将盖伊的这本书归在施尼茨勒研究著作名下，尽管施尼茨勒研究者，如阿尔弗莱德・佛泽尔（Alfred Pfoser）和亚历桑德拉・蓬荪（Alexandra Pontzen）等人，对盖伊的这部以施尼茨勒为标题的著作给予了苛刻的批评。笔者认为，从施尼茨勒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的中译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向那些不熟悉施尼茨勒日记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扇了解施尼茨勒十卷本日记（从1871年到1931年）的窗户――这些日记堪与前些年出版的《吴宓日记》相媲美。施尼茨勒的日记至今还没有引起我国德语文学研究界的足够注意，普通读者对此更是一无所知。盖伊著作中涉及的作家除施尼茨勒外，还包括冯塔纳、黑贝尔、狄更斯、王尔德、福楼拜等等。一些私密的、大胆暴露的日记、书信成为在精神分析方面训练有素的盖伊反复引用的例证。
最后想谈一谈作家施尼茨勒的中译名问题。可能令一般读者吃惊，阿图尔・施尼茨勒是较早译介到中国来的一个德语作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身份知名于中国现代文坛。从1922年《阿纳托尔》中译本（从英文转译。对这个译本陈源有一个很好的书评）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在中国出版以来，施尼茨勒被译介到中国快一个世纪了。可以说，施尼茨勒是一路磕磕碰碰地朝我们走来的――他的译名经历了从“显尼志劳”（茅盾、郭绍虞、郑振铎、陈西滢在20世纪20年代使用了这个译名）、“显尼志勒”（施蛰存等在30年代采用这个译名）到“施尼茨勒”（今天德语界通用的译名）和“施尼兹勒”（这个译本采用的译名）的演变。施尼茨勒的作品在我国的翻译从最初的戏剧（在二三十年代，茅盾、丁西林、焦菊隐、袁昌英、田汉、赵伯颜等都翻译过他的剧本）、小说（施蛰存、段可情、陶晶孙、周瘦鹃、刘大杰和林微因等）一直到今日，我们可以说这位奥国文豪的面纱还远没有向中国的读者全部揭开。而《施尼兹勒的世纪》一书的出版，使我们向施尼茨勒更走近了一步。笔者建议，Arthur Schnitzler的中译名，还是使用德语学界已经通行的阿图尔・施尼茨勒为宜，以利文献检索的方便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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