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

2006-06-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朱正琳（本报书评人） 我有话说

近代自由主义的理念是植根于整个西方政治传统之中的，自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都对它的生成有所贡献。简言之，这个理念不是一项思想工程的产品，而更像是在历史进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某种东西。

题目不小，篇幅不大，《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一书称得上言简意赅，特别适合

对自由主义这个论题感兴趣但又不打算做专门研究的读者，例如我。原著问世的时间虽然是在半个世纪以前（1948年，作者Frederick Watkins当时是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但对于与这个论题已隔绝了半个世纪的我们来说，中译本的出版却还可以说是“未为迟也”。在我的印象中，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当是在1998年也即北京大学诞辰100周年前后。我现在读到的此书中译本，是由新星出版社从台湾引进的，出版于今年年初。据我所知，其实早在200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就已推出了另一个中译本。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著，李丰斌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28.00元

1998年前后几年间，出版界陆续出版了不少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著作（主要是译著）。与那些理论著作相比，此书的写法有点特别。它更像是一部历史专著。但它叙说的历史很难归类，既不能说它是思想史，也不能说它是政治史，尽管这两个方面它都有所涉及。有人引进一个概念，说它是一种“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不过，用“知识”译intellectual虽无可挑剔，但以我们对知识一词抱定的成见望文生义，误解就在所难免。“知识史”有可能被我们误解为“知道史”，就像“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多年来被我们误解为“知道分子”一样。我因此想，用旧时的“智识”来取代“知识”，也许会更有助于我们接近此书书写的历史。

但还是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理解。我以为，此书用一种晓畅的笔法描述的，乃是近代自由主义理念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孕育、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有必要强调的是，一种政治传统，当然总是存活在人们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生活中。因此，这里所说的一个理念的“孕育、生成和发展”也绝非只发生在人的头脑里面，其轨迹自然也不能只在理论著作中搜寻。事实上，此书的描述力透纸背地穿行在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多次让我想起哲学家叔本华的一句名言：“理念总是努力挣扎着想要进入现实。”

按此书的描述，近代自由主义的理念是植根于整个西方政治传统之中的，自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都对它的生成有所贡献。到了近代，各种思潮的相互碰撞与相互补充，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冲突与相互妥协，又共同促进了它的发展成形，并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和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实现。简言之，这个理念不是一项思想工程的产品，而更像是在历史进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某种东西。当然，这种生长说到底还是须归功于人类的智能（intellect）。要想理解一个理念，读有关它的理论阐述自然很重要，但读它的发生史却常常能使那些原先读过的理论阐述突然变得格外清晰，这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阅读经验。此书就让我又一次体验到这种愉快。整个阅读过程中，不时会出现让人眼睛一亮心有所得的时刻。应该说，这本书本身就写得十分清晰，高度的概括能力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在我看来，除了全书给出的那幅清晰度很高的历史图景令人印象深刻以外，作者一路叙说中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论断也都很有启发性。试择其要复述一二如下。

开门见山，此书一开始就用“法律下的自由”这样一个概念极为简明地概括了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政治生活最明显的特色”，并据此将西方政治传统与“试图以伦理而非法律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其他文明传统区别开来。作者带我们回到西方政治传统的源头，判明这一传统乃滥觞于古希腊人“由法律制度结合个人以构成社会的理想”，并扼要分析了古希腊罗马人“能在社群而非官僚的基础上发展出高度文明”的历史条件。在“法律下的自由”这个概念的烛照之下，几千年的历史豁然贯通，自由主义理念的核心确凿不移地显现在我们眼前。

作者对西方中世纪政治生活的分析也让人耳目一新。近代自由主义并没有越过那个“黑暗世纪”直接上承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基督教的“二元社会观”（“恺撒之事归恺撒，上帝之事归上帝”）促成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立，“这一划时代的事件造成了二元形式的社会，使我们必须对政治的范围与本质作一彻底的重估”。一元社会中，“国家是唯一能够推动大规模社会行动的机构”，现在这种局面结束了。这一方面加强而非削弱了古希腊罗马留下来的法治传统，使之成为近代生活的要素，另一方面还为西方政治传统奠定了新的基础，使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这个新基础又有一个极为简明的概括，叫做“二元法治社会”。近代自由主义要做的只是完成一个“世俗化转换”，把教会与国家的分立转换为社会与国家的分立。

完成这个转换被作者认为是“近代政治的课题”。实际发生的转换当然不像完成一个逻辑推论那样简单。作者着力描述了整个转换过程遇到的各种难题及其解决。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描述是，各种互相冲突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如何共同孕育产生了近代自由主义的理念。从中引出的结论同样引人入胜：“对当代人来说，自由主义是对民主宪政体制的理想与方法的信仰。根据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政府只有建立在互相冲突的观点经过协商后形成的‘公意’上，才具有正当性。”

此书的写作是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作者强烈意识到自由主义面临着极权政治的威胁。因此，他对自由主义的历史所作的回顾与分析其实也是一种检讨，包含着他对西方文明与人类前途的深切关怀，其中关于极权政治是自由主义自身局限性的逻辑延伸的检讨尤其发人深省。针对近代自由主义“对‘主权国家’的过度关心”这一“最大弱点”，作者在最后篇章具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和发展私人结社以做补救的主张，无疑也是书中很精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