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李景端

李景端，资深出版人。1934年生于福州市。1951年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曾在外贸部、商业部等机关工作。1975年进

李景端50年代初先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运输管理系，后又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因院系调整最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文革”前一直在政府机关做经济管理工作，“文革”后进入江苏出版界，受命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他自称，当时他对外国文学专业知识基本空白，在翻译界也不认识什么人，办刊的困难无疑是相当大的。但是，在李景端身上有股不畏难、不服输的劲儿，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去办。

首先要明确《译林》办刊方针如何定位。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依然“心有余悸”，有人主张还是译介有定论的外国古典名著比较保险，但李景端认为，就像只读《红楼梦》无法认识今日的中国一样，只介绍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同样不能了解今天的外国。于是，他决定《译林》要以介绍外国当代作品为主，特别要选登能生动反映西方当今社会现实的流行小说。《译林》创刊号选登了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果然大受读者欢迎，发行60万册还不够卖，但也惹出了一场大风波。外国文学界一位著名权威给中央一位领导写信，对《译林》刊登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提出极其严厉的批评，当时此事都惊动了中宣部以及胡耀邦同志。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译林》的办刊方针得到了各方的肯定。李景端不走老路、敢为人先的思想，可谓一开始就崭露头角。

自己不是学外国文学的怎么办?李景端的办法就是虚心找专家，大胆用新人。他从报上得知戈宝权是江苏人，就主动给戈老去信，请求对家乡的翻译刊物给予支持，果然得到戈宝权的热心支持。随后又设法请到了钱锺书、杨绛、萧乾、卞之琳、叶君健、冯亦代、王佐良等二十多位国内译界一流的学者给《译林》当编委，在专业学术上经常向专家请教。与此同时，他又不拘一格大胆采用年轻译者的译作，把办好刊物与发现和培养人材结合起来。当今中国译协副会长张柏然，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等译界专家，当年都得益于《译林》的扶植而在译坛成名的。为广泛收集外文书报，李景端也是敢想敢干，除主动向各涉外单位查借以外，连外宾弃留在南京各宾馆的书报也被他收集来用了。

经过20年的耕耘，《译林》已成为我国发行量最大的外国文化类刊物，先后荣获“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和“国家期刊奖”。这个成绩当然是全体译林人创造的，但是它无疑与创办人李景端的思想开放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分不开。

李景端并不满足于办《译林》杂志的成功。1988年，在国家已基本停止批准新建出版社的情况下，他经过顽强努力，又在《译林》杂志的基础上创建了译林出版社。建社初期条件十分困难，全社只有17人，批准的专业分工又只限于出版外文和翻译书，全社头一年的利润仅有4．8万元。那正是西方庸俗低级小说充斥市场之时，李景端没有去跟这股风，而是选择优秀译者，精心更新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本，几年下来，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并以品种全、译本好而成为受读者欢迎的翻译书品牌。

李景端办事向来追求完美，总喜欢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在更新名著译本的同时，他又把目光投向填补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空白。他先是组织多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现代意识流名著、法国普鲁斯特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获得很好效果，不仅多次再版，还连获江苏省和全国文学大奖。接着他又决定组译西方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尤利西斯》，这是爱尔兰著名作家乔伊斯的代表作，因文字极为难懂有“天书”之称。李景端曾遍找钱锺书、叶君健、冯亦代、董乐山等译界名家约译此书，均遭谢绝，组稿遇到极大困难。但李景端没有气馁，1990年8月，他找到萧乾和我，经过他的苦心劝说，终于把我俩说动了心，把翻译《尤利西斯》的任务承担下来。1994年10月萧乾与我合译的《尤利西斯》全译本出版了，李景端又同我们俩密切合作，写宣传文章，出《尤利西斯导读》，组织签名售书，在北京举办“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一股《尤利西斯》热。译林版《尤利西斯》销达15万册，还荣获了“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

1996年李景端退休了，不断有人约他合做生意，他一概谢绝。他说名利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只想尽点余力，能为翻译出版事业做点实事。他长年同译者打交道，深感译书之艰辛，但遇到译作被抄袭、剽窃时，肯用法律去追究的人却很少。他觉得，文人这种怕麻烦、息事宁人的态度，只会纵容和助长侵权现象的蔓延。于是2001年，他主动作为代理人，替季羡林等15位翻译家打赢了一场维权官司，获赔三十多万元。这个行动，对于加强译界的维权意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他看到当前对翻译工作在认识上和现实中都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翻译人员的作用和地位不被重视；翻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机制严重滞后；对翻译图书的侵权行为打击不力；不少翻译作品质量明显下降，有些甚至粗制滥造；翻译领域的法规不健全，等等。为此，他一方面写文章为翻译工作“叫喊”，先后在报刊发表了《外国文学出版要治散治滥》、《翻译也要打假》、《呼唤职业翻译家》、《透视劣质翻译症结》、《把脉劣质翻译症状》、《治理劣质翻译的远景处方》等四十多篇，呼吁重视翻译工作，改进翻译教学，加强翻译出版管理，规范翻译市场；另一方面又主动提供材料，帮助梅绍武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全面加强翻译工作领导的提案。接着又协助《光明日报》以“构建与世界通道”为题，针对翻译质量下降的现状及原因，开展长达半年的系列讨论；为此，还发起和联络季羡林、杨宪益等12位学者，公开发表倡议书。

李景端还十分关心出版学术研究和出版改革。他在担任全国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内，承办了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评选工作，每年都组织行业的业务交流，前年更组织了跨行业的“出版决策与选题策划论坛”，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此外，他还发表了《出版擦边球种种》、《出版改革的几点遐想》、《强化成本观念，建设节约型出版》、《重复出版名人旧作不可取》、《学术评论切忌“扣帽子”》等三十多篇出版论文和杂文，针对性强，言之有物，充分显示了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之事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