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英]彼得・伯克著，杨豫、王海良等译，杨豫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36.00元
大众文化是由大众创造、传播，并为大众所享用的。我们从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一书可以了解到，欧
一、颇高的大众参与度
本书描述欧洲近代早期（从1500年到1800年间）的大众文化。书中界定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大系统，其中还包括许多小的文化，即“亚文化”。所以说“过去曾经存在过各式各样的大众文化。”它们大体上可分为农村文化、城镇文化和边缘文化三种，每一种文化中又有许多更细的类别。
各类人群自主创造自己的文化，才有如此多样的文化形式。无论是农民、牧羊人，还是工匠、流浪者，都有自己特定的民歌、民谣，或者舞蹈、以及特殊的交往方式。除了在生活中随时创造日常的文化外，大众甚至还创作艺术作品。有一位名叫汉斯・萨克斯的鞋匠创作了200多部戏剧，2000部短剧。作者写道：“人们不禁要想，他哪里还有时间去做鞋子。”民众自发地组织演出，上演的多是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许多农民和工匠成了业余艺人，他们与专业艺人交相辉映，共同丰富着大众文化。一些城乡普遍举办戏剧或诗歌、才艺比赛。在18世纪的佛兰德尔，每个村庄都有俱乐部，有组织地演出剧目。
在1500年至1800年之间，大众文化日趋政治化，民众积极地参与政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陈情书”多达4万份，都是经过村民公会讨论而起草的。在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运动中，政治性民谣、民歌、版画以及通俗印刷品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政治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英分享大众文化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因大众的自主创造而富有生命力，从而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上层阶级没有能力生产出能够与之相抗衡的精英文化，因此不得不分享大众创造的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上层阶级大多数人缺少文化修养，许多人甚至是文盲。书中说，就生活方式而言，一些乡村贵族和教区牧师与他们周围的农民并没有多么大的区别。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属于上层社会，但是在文化上却与下层社会没有什么两样。高层的贵族也不例外。例如，在狂欢节这个所有人欢庆的节日里，国王、达官贵人乃至教皇、红衣主教也和大众一道，以大众的方式（包括戴假面具、跳集体舞、观看表演、参加大众游行等等）共享欢乐。一些国王、贵族喜爱民歌、民谣；小丑、杂耍艺人这类民间艺人活跃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宫廷里。俄国沙皇伊凡雷帝每晚入睡前，都要听盲人讲民间故事。
在欧洲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一些教士向广大教徒布道采取了大众文化的形式，即口述文化的方式，其中穿插着生动的民间故事或民谣、民歌，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听众。有的成功之士布道时，听众多达成千上万，有人头天晚上就得去占座位。没有座位的人不得不爬到树上和屋顶上，以致把树干和屋顶都弄坏了，有时候讲演过后要花好几天时间修房顶。
上层阶级还从大众文化中吸取营养，以培养自己的文化，在这方面舞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贵族不断地从农民那里吸取生动的舞蹈形式，把它们改造成庄重的上流社会的舞蹈。比如华尔兹舞就是贵族从民间引入宫廷的，宫廷节日的庆典也带有大众节日的烙印。有些文人借鉴大众文化创作文艺作品，而有时这两种文化之间又存在着互动。
在反对君主的斗争中，16世纪60～70年代法国和荷兰贵族以及一些新教徒借用了大众文化的形式：他们装扮成乞丐，沿街乞讨，高呼“乞丐万岁”以示对君主的蔑视和抗议，以此来争取民众的支持。
到1800年后，上层阶级开始退出大众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化――当然是在借鉴大众文化的基础上。然而正是由于与大众拉开了距离，才使一些上层人士感到大众文化的存在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由此兴起一场“发现人民”的运动，从而使得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
三、中西大众文化差异不小
作者在“中译本前言”里期望该书的中译本能够推动中西大众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西的大众文化确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西方民谣关于情侣死后坟墓前生出连理枝的描述，与中国乐府民歌中的描写几乎相同。欧洲大众文化中的大量“街头”文化也与中国的相似，本书中所述街头的三教九流、芸芸众生令人感到熟悉、亲切，因为这让我们想起刚看过的王笛著《街头文化》中的情景。然而，中西方之间的差异似乎更多。
西欧基督教主宰精神世界，各个阶层信仰同一种宗教，因而在总体上共享同一种文化，即基督教文化。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一起做弥撒，同样站在教堂的长廊中听叙事歌手说唱；共同庆祝多种多样的宗教节日。中国则缺少西方这种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氛围，尊奉儒家学说的上层官僚文人与信仰多种民间宗教的下层民众之间有着较大的隔阂和距离。
中国古代在魏晋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虽有官府向民间采集民歌的传统，由此吸取了民间文学中的部分精华。但那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对大众文化的依赖。从总体来看，中国的上层不像西方的上层人士那样分享并主动参与大众文化。
由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统领几乎全欧洲范围，所以西方的大众文化有许多是跨地域、跨国家或民族的。例如，西方的节日大多是宗教性的，所有欧洲的基督徒在同一时间，用大体相同的方式共度佳节。狂欢节的万众狂欢（说万众，并非夸张。在某年威尼斯的狂欢节即有三万人来自欧洲各国的城市和乡村）更具有国际性。也许正因为它的国际性，才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参加。在狂欢中，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成了艺术家。他们尽情宣泄情感，做各种各样的表演，这种即兴的表演其实就是创作。狂欢节不仅有娱乐的功能，还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节日期间，人们享有许多平日不可能有的特权，甚至被允许批评当局，发泄对上层的不满；做各种“无法无天”的举动，所以该书说狂欢节形成了“颠倒的世界”。无论是自我娱乐还是挑战社会，都显示出欧洲大众对自己文化的积极、热情态度。这种跨国性的特点以及万众狂欢的场面，在中国大众文化里似乎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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