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江山走笔》，韩毓海著，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35.00元
今天的许多学者，常常令人心存不满：他们太不了解社会现实，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没有任何现实生命的体验，长期的书斋生活使得他们充满了一种虚假的悲天悯人与居高临下的优越，在这种优越感下，他们常常鼓噪着积极发言，其实更多的是一些隔靴搔痒的东西。走出书斋以后，世界原来比书本具有更丰富的色彩，也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冲击力，充满着可以触摸的历史质感。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博学的浮士德终于走出了书斋开始了他的精神历险；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酷爱阅读的堂吉诃德骑马挂剑，开始了他的理想的征程。现实远远比他们在书斋之中更具有挑战性。韩毓海的文集《天下：江山走笔》，分明可以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青年学者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之上，在他的血液里，似乎流淌着两种互相撕裂的情感，一种是忧伤与抒情的，一种却是愤怒与批判的，带着这样的情感，他试图用在书卷中获得的知识来构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考谱系，不敢说，这种思考就一定具有多么惊人的学术意义，但这种从历史与现实的游弋之中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值得赞赏。
在广袤的祖国疆土上行走，以宏大和充满敬畏的历史眼光来思索这个国家所遗留给我们的问题。这是一种时空中的大视野，在现实中以宏大的眼光来丈量所面对的问题，在历史中以悠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所面对的问题，这种纵横在现实与历史中的大气魄，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从北国哈尔滨到西南香格里拉，从繁华大上海到首都京城，从岭南广州到中原大地，这无疑是一次带有疑问与激情的行走，用双脚丈量神州，用心灵来体味这个国家的每一片土地中独特历史价值。在《这美丽的香格里拉》中可读到一个青年学者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作为“亚洲的心脏”的香格里拉战略意义的剖析；而在《一篇读罢头飞雪》中对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这一历史的重新解读，让人明了广州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历史战略意义。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论点无疑都是以这种独特的思考模式的结晶。
想要建构这样一种思考模式并非仅仅是走出书斋。走马观花或游山玩水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喜好，即使是心存宏愿，从书斋里走出的学者也难免会心系书斋，少不了遗留着那种天然的书卷学究气与畅游山水的文人习性，这种书生本性使得对于问题的思考仍然无法避免偏见，韩毓海先生也不例外。例如，在《大雨落幽燕》一文中，他对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提出的“数字化管理”进行了的激烈批判，认为数字化管理是对创造与人性的扼杀。这个批判似乎具有义正词严和不可反驳的现实理由，然而作者的书生气却使得论断有失轻率，在此作者无疑忽视了作为数字化管理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的现实意义，以及这种管理处于世界各国残酷竞争中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具体环境。另外，作者无疑将数字化管理这种方式绝对化了，以便让这种具有历史先进意义的结论成为冷冰冰的反动思想。其实，数字化管理的科学意义，并不等于对道德与文化关怀的完全排斥与拒绝，同时作者也没有体会到当年移居海外的黄仁宇先生面对国家百年以来灾难的创痛，以一个炎黄儿女的一腔爱国痴情而作出的历史反思。在《消逝的冰川》中，对于农村赤脚医生的击节赞叹和寄情，而其对中国农村未来的医疗建设设想，就让人感到有一些一厢情愿的书生气了。在《卢舍那》中，他对河南南街村这样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雏形的实验性乡村建设的欣赏，也似乎缺乏深入的挖掘和内在的探究而有走马观花之嫌。这些观点给人旧梦重温的感觉，而这些乡村实验在中国的失败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几十年的历史教训为何带来的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怀念？这就像栽种的盆景只适合观看永远不能予以大量繁殖与推广，或吃惯了鱼肉的人忽然品尝窝窝头产生了新鲜感，却无法使其成为一日三餐的日常饮食。
在中国，许多人文学者常常在笔端传达出对过去特定时代强烈的怀旧感。这也许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普遍情结。在中国古代，传统文人讴歌着尧舜时代，寄托着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不满与批判，和对往昔英雄的某种崇拜。在韩毓海的文章中，也流露着这个青年学者对中国历史伟人毛泽东的精神崇拜。这种对英雄的崇拜意识，使得他在文章的写作中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模式，即先是行走在祖国的疆土上，然后观察和思考一个历史的问题，最后回到了伟人毛泽东的身上，似乎问题最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轻松地成功解决了。作者似乎是要让我们重新认识毛泽东所遗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但文章往往到最后就成为作者充满讴歌的抒情，不能不让人对这一有待挖掘的课题感到遗憾。可以理解，文章饱含一颗火热的青春之心的良苦用心，诸如通过《在远方》这篇文章，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对于解决现实中国问题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在《大雨落幽燕》中对于当今中国建设所具有的长远的战略意义的计划与思考，如此等等，虽然，里面有难以消除的书生意气，但却都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一声声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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