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聚讼八十余年的学术公案再起波澜

通常说来，有关一个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若干周年纪念，往往可以构成人们追怀或反思的最佳契机；尤其是当某一事件或人物与现实有着巨大关联的时候，这些年份以及日期甚至会“自行”显示出它们的重要性来，敦促和引导人们有所关注、有所思考、有所作为。在2006这个年份里，

顾颉刚1977年5月1日于北京干面胡同寓所

《文史哲》杂志近期对“走出疑古时代”的系统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其实由来有自。任何一种有影响、有生命力的思想都会受到批评。正像“疑古”思潮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批评一样，“走出疑古时代”自提出以来，也受到了尖锐批评。

近年来，“走出疑古”有两点最受非议：一是对“疑古”的评价有失公允，有些评价甚至歪曲事实。如对“疑古”“副作用”的批评即有失公允，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来源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顾颉刚无意间做了日本侵略和灭亡中国的帮凶，因此其不提此一来源是有“难言之隐”，有学者指出，如此等等来描述顾颉刚，则近乎诬蔑。二是借新出简帛反思古书之机，由“疑古”向后倒转，跳回到“信古”，盲目信从古书和古书中所载古史传说，试图借“古来如此”和“事实素地”等观念，肯定包括“三皇五帝”谱系在内的传统古史观。这两点并不出于李学勤的文章，而是出于一些赞同、追随李学勤者的文章。但这使“走出疑古”受到了直接批评。

关于对“疑古”有失公允的评价，最激烈的反对来自顾门弟子后学。1986年，顾氏晚年得力助手王煦华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编后》曾附带对“疑古副作用”说进行批评，认为关于“疑古”“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空白”的评价“似是而非”。他认为，“这种认识的空白，不是疑古思想造成的，而是疑古思想揭穿了原先对古史认识的假象而显现出来的真相。所以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恰恰就是它改变人们古史观的进步意义”。刘起?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4期发表《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这是公开批评“走出疑古”并为“疑古”辩诬的第一篇力作。作者强调说，“对史料批判地审查永远是需要的”，顾颉刚及“古史辨”所致力的正是史料的批判和审查，是“离开不了”，“也走不出去”的。作者呼吁“应该抛弃门户之见”，对顾颉刚的学术遗产采取正确态度。1996年，黄永年撰文《评〈走出疑古时代〉》，质疑李学勤的“疑古副作用”和“阴影笼罩”说，批评“走出疑古”之下“轻率地否定前人成果的事情不时地出现”。这篇文章的全文则发表于2004年10月出版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私淑顾门的吴锐2002年出版其《中国思想的起源》前三卷，在构建其关于中国上古历史与思想框架的同时，也把对“走出疑古”的批判贯穿其中。2003年，由吴锐汇辑的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出版，其中第五卷《古典学批判》收入其《“疑古时代”是怎样“大胆”走出的》、《论钱玄同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地位并原廖名春先生的“难言之隐”》两篇学习笔记，对“走出疑古”予以更加全面细致的批驳。2001年，刘起?曾为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撰写长篇序文，对“由批顾零风险引起的不正常的反顾心态”进行了深入思考。

顾门之外，期间也有其他学者偶尔在论著中附带批评过“走出疑古”及其倡导者或追随者的观念和学风，有的批评甚至非常尖锐。如王家范于1999年发表《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回顾》，2000年又发表续篇《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两文都对“疑古”和“走出疑古”有所评论。

王家范说在回顾20世纪新史学的百年历程中，“顾的‘疑古’，除了科学主义的外来思想背景外，还包含着关乎本土学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历来‘经学即史学’的背景下，史学必须先叛离、摆脱经学的桎梏，才有重新审视和论析中国历史的可能”，“它无疑是一次史学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运动”；“明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为‘古史辨’派某事某书的论断‘过头’，而对疑古这一宗旨大加怀疑。”“顾氏关于古史观念上的‘四个打破’（打破民族处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不仅有许多史学前贤（如傅斯年、蒙文通、徐仲舒、吕思勉、杨宽、缪凤林等等）关于民族起源史方面的建设性研究成果作支撑，而且也绝不会因今日众多考古新发现而显得过时。相反，新的考古发现正不断地证明这种判断富有远见和锐气。”

针对“断代工程”试图证明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这点，王和于2002年7月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何必强求五千年》一文，指出：“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中华文明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其实在学术上是无法证明的。”因为，“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即使以夏朝的建立作为文明时代的开端，那么由夏至今也只有4000年的文明史，之前的‘三皇五帝’等传说时代显然只能归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划不到文明时代之中去”。“至于文明的时间究竟有多长，那是一个纯粹学术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去探讨就行了，不必也不应有任何先设的目的”。

2005年2月25日、3月4日，《中国文物报》的《遗产周刊》连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的长文《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徐文赞同张忠培关于“考古学局限性”意见，认为“古学家必须保持理智头脑，不要去作那些违反考古学常规徒劳无益的事情”。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上批评零散而不显眼，和声势浩大的“走出疑古”相比，显得相当微弱。特别是对风行十数年的“走出疑古”及其所竭力否定的“疑古”的内涵和来龙去脉，一直没有很系统的学术分析和解剖。应该说，面对“疑古”和“走出疑古”这样一个世纪性纠结纷争，在今天特别需要一种冷静和理智，抛开成见，摒弃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论战”模式，秉承学术自由的精神，以宽容的胸襟和对学术高度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以学论学，使中国学术界摆脱每每以激烈“论战”始，以不了了之终的恶性循环，从此能够健康发展。在此方面，学术期刊肩负着特别重要的使命。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一些学术刊物注意及此。久负盛名的《文史哲》，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据说并征求了李学勤先生的意见，于2005年第2期创设《疑古与释古》专栏，至今已开办3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第2期首发杨春梅的近4万字长文《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对“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内涵和来龙去脉、所发生的影响及其利弊得失等问题予以全面系统地分析总结，并将“走出疑古”置于现代学术的框架中进行评价，论者以为“有先立乎其大者的感觉”。其中几处揭示，如李学勤“走出疑古”的学术旨趣、“释古”的内涵等等，目光敏锐，分析到位，发人所未发。栏目“特约评论人”称“这是一篇凝结着对古典学命运忧思的呕心沥血之作”，指出作者在文末提出的“科学无穷证据有穷”问题“足以让学界警醒”，认为“有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许多关键问题的解决，非证据所能为力，别说证据有限，就是证据无限，证据本身所能够说明的问题也自有其边界和限度”。

第3期发表张富祥的《“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其中对“工程”的“研究理路”和“泛科学论证”的弊端进行检讨和反思，认为当下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第4期发表西山尚志对日本著名汉学家池田知久的访谈，题为《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访谈录》。访谈中，池田教授结合中国及日本古典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就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与学术成就、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法等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评定和论说。他特别强调三点：“第一，出土资料不可能成为否定疑古思想的理由，考古发现只会修正若干古史辨派的结论，而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其科学基础。第二，从根本上讲，‘疑古’并不只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也不只是一时的思潮，而是一种贯通古今、不分国别的科学精神。出土资料研究也完全需要疑古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第三，我们现在所做的出土资料研究其实也是疑古派所做工作的一部分，是他们的工作在新时代的延伸。我们必须沿着古史辨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些评论，对澄清人们对“疑古”的误解显然有积极意义。

另外，据了解，《文史哲》杂志还将在近期推出下列文章：《“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一个流行了80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以及《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等。相信这批文章也一定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使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