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时感精神恍惚，心中总有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感觉，就不时向有关亲友通电话问讯，有的卧病，有的于数天前逝世，为之怆然者久之。6月15日，我忽然想到久病的挚友傅耕野(髯翁)已有两个多月未通音问，便向他北京住所拨通电话，接话的人是他的儿子傅奎。他沉重地告知，他父亲因肺栓塞已于13日逝世。也许是友情和悲情
我和耕野相识于1949年，那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范文澜从本科史地系把我和耕野等七位旧大学历史系毕业，正在接受南下培训的学员，调到该校历史研究室，作为范老的研究生，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当时我和耕野都拖家带口，供给制的小灶待遇，只够个人生活，范老体恤下情，特批让我和耕野到市内学校去教中国革命史，这是当时比较容易找到课时兼职的。一年半以后，整理档案工作结束。我由范老向南开大学吴廷?教授推荐而到南开大学任教，至今足足呆了56年。而耕野则到北京西城一所中学去教书，做到教务主任。大家过了五六年虽有风波但能任它风吹浪打的岁月。1957年的风暴，竟然把木讷口吃的耕野只因说了几句他认为很忠诚的话，而被无情地卷进了反右的漩涡，被定为“极右”，发配茶淀农场“劳改”，顿时家庭陷入困境，当时傅奎弟兄还很小，傅嫂亦体弱多病，我也只能借每次去京之便，前往探望，做些微不足道的安慰。经过十来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收到耕野的一封来信，告诉我他刑期已满，将留场工作，管柴米油盐的采购，有三十来块钱的收入。我当然高兴，但心中又包含着难以数尽的辛酸――一个能书善画，才华横溢的才子，因为有点薪水，能够出农场去买菜，可以每周回家看看，就感动得写信给远在异地的老友报喜。“四人帮”垮台，他回城了。我很兴奋，特意到北京香饵胡同老宅去见面，彼此恍如隔世。我在他一棵大树穿顶而出的书房里对酌，万没有想到，这是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耕野并没有安置回原单位，而是另行分配到市政工程局，穿上号褂，推着热沥青油的小斗车，沿马路扫净路面，修补马路的裂缝和缺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落实”，我感到一阵心酸难耐，而耕野则非常淡然地说，多少年没在街上转转，每天能跟家人一起吃顿饭，愿上哪儿就上哪儿，足够了!他还为自己起了个“清道夫”的别号，并自我解嘲地说，这和民初书法家李瑞清的“清道人”排着，多好啊!说完，呵呵一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若无其事。难道耕野被残酷的历史车轮碾压得“心死”到连喜怒哀乐都流淌干净了吗?最后，他总算被落实到原单位，办了离休手续，开始重理书画旧业，过上书画家恬静的晚年生活。
耕野是个能书善画的才子，他写一手郑板桥的字，画兰花尤为人所赞赏。他的艺术根底深厚，早年所作飘逸潇洒，偶露锋芒，而晚年更见深沉。他重拾画笔，很快恢复原有的水平，在书画界破门而出，颇具声名，不时到各地参与一些书画笔会，交游日广，心情亦似渐渐放开，约略看到他当年那些幽默感和犀利的语言。耕野的心，似乎又按正常的心率在跳动着。他的作品日益为海内外人士所欣赏争藏，他的家庭生活有了较多的改善，我亦每到北京必去他香饵胡同旧宅，相晤畅谈，他为我写过一些字，尤其是一对大堂联；画过一些画，特别是兰草，都是我所藏的珍品。而今故物犹在，而人已骑鹤西去，能不令人潸然?可幸者，他在晚年度过了二十多年舒心的日子。他换住了新房舍，求书求画者，应接不暇。他庆幸自己的晚晴，70岁以后留下齐胸的银须，并自号曰髯翁，俨然有大书画家的风范，让人钦仰。这难道是老天在补偿他近二十年不公正的待遇吗?
我和耕野是同龄人，有大略相似的人生遭遇，虽然致祸原因、处理形式，各有不同――我寒窑18年，他农场20年。但所受的身体折磨和精神痛苦则非一言能尽。不过这些经历却为自己的人生画板涂满了纵横斑斓的颜色，令人回味无穷。也曾被那些一张白纸人生的年轻一代所艳羡。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无奈的自我满足吧!
耕野，髯翁!你是不是太自私了!为什么一句话不留地舍我而去?你摆脱一切人间烦恼，独自飞去，遨游于九天之上。我闭着双目，依稀地看到你飘洒着银髯，舞动着如椽的大笔，俯瞰着五光十色的人间，勾勒着九州的山水，书写着中华的灿烂。你留下我来继续喝那杯没有喝完的苦涩的酒，要我履行我们曾有过的承诺：我先走，你画一幅画，焚之!你先走，我写一篇文，也焚之!你连这一丁点都不相让，非要我动伤心之笔。我尊重老友间的约定，在座椅上坐了三天，追思既往，也想到先贤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的通达诗句。无论帝王将相，先圣前贤，凡夫俗子，都要归此一途。你且等待。我会顺着自然的流淌，落地归根，与你相晤。我谨遵前约，焚稿以祭!耕野老友、髯翁老友，请先读追思之作，必掀髯大笑：我友固不负我!耕野，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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