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韩晓东
苏叔阳签下《中国读本》英文、德文和中文繁体版的
出版授权书时，曾经很自豪地说，《中国读本》出版8年来，还没有人指出其中有纰漏，因为他在书中没有说一句错话或谎话。《中国读本》是一本普及中国历史文化的读本，为了保证这些知识与史料的真实性与正确性，苏叔阳“倾尽了心血”，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一贯的文字风格，其劳动强度不亚于创作一部剧本或者小说。
一本15万字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一本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不声不响创下了累计发行1200万册的佳绩，而且成功地走向了欧美市场，这其中有多少值得讲述的故事？
读书报：《中国读本》这本大作家写的小册子，在国内累计发行1200万册。您想到过它会如此受欢迎吗？
苏叔阳：我不是“大作家”，只是一个闲不住的艺工。我也不以为《中国读本》是“小册子”，因为我简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还要一改再改，比我的其它文艺作品难写得多。这也证明我原先的作品浪得虚名。
我说过我从没有想到过此书会有这样的发行量。这是我所热爱的文明独特的魅力在吸引读者的目光。
读书报：但在国内对于本书的介绍，似乎仅局限于这个数字。您说您对中国的媒体很失望？
苏叔阳：我无权评论国内的媒体。各有各的行为规则，和职业原则。不过有时涉及我的报道，我觉得不甚全面。我想这是因为我叙述得不得当，或者记者想突出某些方面，或者是为了适应当前某些报道方向的原因吧。新闻方面自然也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我不懂这些，我只是觉得新闻从业人员，也要加强学习。
读书报：一部以散文笔法写作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读物，如今被贝塔斯曼推向全球，是否出乎您的预料？
苏叔阳：中国史书，散文式书写似乎是个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散文体――甚至有人说是小说体，这表面上是夸赞，实际上是贬低。因为小说虽然在形式上是散文，但小说是――或大部分是虚构，而散文不是虚构。历史更不是虚构。说《史记》是小说实际上是说，《史记》里许多事是虚构。这种论点今天也有，用以说明中国的上古史和秦汉史多为伪说。中国的考古成绩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调。我不是历史学家，没资格说“继承”太史公的写法。我笔耕为业，又是个教师，这种写法适合我的书写习惯。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认识和情感。
读书报：《中国读者》又是怎样走出国门的？您了解这本书在国外的“待遇”吗？
苏叔阳：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版权交易，是中国辽宁出版集团、上海新闻出版集团、香港三联书店和贝塔斯曼集团的一次全面合作。依我理解，本书是完全按照国外出版的运营方式，在组织写作、翻译、出版、发行、推销各个环节上的一次合作。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这本书在国外的情形我并不太清楚。我只知道贝塔斯曼是在调查了本书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又仔细阅读了上海的英文版，做了大量的论证，认为出版本书符合他们的全球营销宗旨，才作出和我们合作的决定的。我想以贝塔斯曼的经验和精明，看不准是不会动手的。
读书报：不同地区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有差异，据说您对《中国读本》进行了大幅增删，几易其稿？
苏叔阳：这次，应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要求，也为了让国内的读者读起来更有兴味，对本书作了较大的修订。主要是：一，增加了中外历史年代的对照，这不但适应国外的读者，对国内的读者也有益处。
二，为了适应“读图时代”（我本人对此“时代”是难以认同的）和“说故事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增加了许多故事，我用“引起读者兴味”说服了自己，有些故事也有些新意。
三，删掉了许多对中国地理、地形、疆域、气候、物产等等的叙述，以适应国外读者，但也有朋友认为这些在原书中是颇为精彩的部分，删掉未免可惜，我现在不知该怎么办。
四，全文做了结构上的调整，和文句上的修饰。因为对象是更广泛的人群，又强调文学性，所以，写起来更放得开一些，在哲学和其它学理的阐述上增加了些“学术味儿”。
五，增加了一些考古新成就。这点，恐怕以后会常常增删。
读书报：您共修订过几次，各版本差别大吗？过程是否顺利？
苏叔阳：修改的分量不轻，大约反复了十几次。这是艰难的工作，也是幸福的工作。我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最早是有些不得不做，现在是兴趣盎然，因为每天都有新知识，每天都有新思考。现在是太忙，时间不够用。
读书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有这类的书，比如美国就有《美国读本》，是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汇编，还有的国家是作家集体创作。记得7年前我采访您的时候，您曾经说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太庞大了，如果几个作家联合创作，风格不同，重点也不一样，所以您希望由自己完成。后来这部作品果然是由您自己完成了。您认为，《中国读本》和其他国家同类图书相比，有何优缺点？
苏叔阳：《美国读本》因为我不懂英文所以没有读过。我只是听人介绍过。那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文件汇编。我想选择什么文件入编一定是极为严肃的事，不以选编时的执政党的利益为准绳，而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判断。这是所有正直公正的历史学家所秉持的原则。司马迁也如此。不管是一人书写还是集体编写，这个原则都不能违背。我以为个人书写，在风格上可以保持一致性，在历史观、方法论、选材上都可以一以贯之。当然，这样写，又没有助手，是很艰苦的，但也有每日一得的快乐。
我没读过别的国家的类似的作品，无法和别人作孰优孰劣的比较。我想这种比较也没多大的必要，每个国家的情形不同，只要适合自己的情况，让人爱读就可以了。
读书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您经常在国内大学开讲座，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去国外开过讲座？您跟国外的读者有过交流吗？您感觉国外读者对您的作品的评价和国内读者有什么不同？
苏叔阳：我过去是教师，现在也还是教师。我过去讲中国文明，有一些学生递条子讽刺我，说我已“黔驴技穷”，写不了小说了，才来“夸祖宗”。现在去讲课，已经没有这论点了。相反，经常会有热烈的掌声。或许他们可怜这个已经不写小说、又得过重病的人，还在路上艰难地走，不忍再挖苦我吧。我不得不说，我的有些同行，可没那些青年学子宽宏，他们也不再写小说或者从没写过小说，却还在说，我因为写不了小说，才写《中国读本》。我想，写作《中国读本》的快乐足可以抵消一切，我愉悦而满足。
我也在国外讲过课，听众大部分是华人和华裔学者。或许他们思念故国之心过于“狭窄”，所以对我肯定中华文明的观点表示认同。他们远没有我们国内的“时之圣”学者那般“开放”。他们虽然穿洋服说洋话，但始终坚信中华文明有灿烂的过去，更有璀璨的明天。他们那火热的情感常常让我眼含热泪。他们许多人想有一本《中国读本》，好给他们在国外出生的孩子们看。
也有些外国朋友读过英文版《中国读者》，提出给在北京的外国学生阅读。起初一些外国朋友以为这是本旅游小册子，后来知道底细后，就积极地替本书作宣传。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底奥极感兴趣，觉得中国文明非常神秘。我告诉他们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他们颇感兴味，反复思忖。中国诗歌也是他们颇感兴趣的，还有中国人的个性、民族性格、长长的历史，那些历史的见证物以及那些故事，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们。
读书报：《中国读本》版税情况如何？您认为中文作品介绍到国外有何意义？
苏叔阳：版税问题尚未签订合同，目前是签订合作协议书，细节要在今年迟些时候确定。大约发不了财。而且，我对此既无经验也没信心。顺便说一句，《中国读本》发行过千万，造成一种误解，很多人以为我已成富翁。此书写作时签定的是一次性稿费合同，十几万元，我已满足。因为当时能出此书亦不易也，出版方能有这眼光和胆略，我已心满意足。几年来我和辽宁出版集团的朋友已有兄弟般的情谊。我完全赞成合理收获版税，但这不是作者可以自行确定的。
中国作品介绍到外国的意义不言自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不多也不深，人类的文明需要交流和共享。让世界分享我们的优秀文明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读书报：您还计划写类似作品吗？
苏叔阳：我天天在写作，除了必须开的会和不得不去的活动，我每天都在写。如果条件合适，我还会写类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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