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很多重要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获得了多个国家和地区众多读者的喜爱。《红高粱家族》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法文、
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等。《檀香刑》有越南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等等。今年刚出版的《生死疲劳》也已经与越南、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瑞典等国的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现正在翻译当中。
在诸多版本中，莫言作品的日文版本又是最多的，他的作品在日本的流传离不开日本的翻译家，翻译长篇小说《红高粱》而将莫言最早介绍到日本的是井口晃。1991年之后，藤井省三、长堀佑造陆续翻译了莫言的《来自中国农村――莫言短篇集》（宝岛社），里面收录了包括《秋水》、《枯河》在内的早期作品、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JICC出版局），里边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苍蝇・门牙》等早、中期作品、《酒国》（岩波书店）。
1999年之后，莫言的作品更多地由吉田富夫翻译，比如《丰乳肥臀》（平凡社）。为了让现代的日本读者更加了解作品的历史背景，吉田富夫下了一番功夫，将每一章都加了原文没有的小标题，比如《第一章、日本鬼子来了》、《第二章、抗日arabesque（音乐：阿拉伯式的华彩乐段；芭蕾舞蹈：一种舞姿――作者注）》等等，还添加了一些帮助解说那一章历史背景的译注。2003年，吉田富夫翻译了《檀香刑》（中央公论新社）。这部小说一半以上是作者虚构，以说唱风格的山东省地方戏“猫腔”为主调，每一章开头都有一段“猫腔”。译者翻译时作了一些努力，将其转化成日本的“五七调”。这本译著受到多方好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井波律子教授说：“最精彩的就是（作品）将埋在中国近代史底层的黑暗部分，用鲜艳浓烈的噩梦般的手法奇妙地显影出来。”
2006年3月，基于吉田富夫先生数十年来在中日文化交流以及两校20年友谊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西北大学聘请他为荣誉教授。
读书报：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吉田富夫：我现在在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目前，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两个：一个是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另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
读书报：您是把莫言作品翻译成日文最积极的翻译家，到目前为止您翻译了他多少部作品？您还翻译过中国哪位作家的作品？
吉田富夫：我翻译的莫言的作品：长篇小说有《丰乳肥臀》（1999年，平凡社）、《檀香刑》(2003年，中央公论新社)、《四十一炮》(2006年，中央公论新社)等；中篇小说有《红蝗》；短篇小说有《大风》、《枯河》、《秋水》、《老枪》、《白狗与秋千架》、《初恋》、《师傅越来越幽默》等，前后被收入在《幸福时光》(2002年，平凡社)与《白狗与秋千架》(2003年，日本广播电台出版社)。目前正在翻译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预定明年出版。除了莫言以外，过去翻译过的主要有：鲁迅《二心集》(1984年，学习研究社)、叶紫《丰收》(1962年，筑摩书房)、萧平《三月雪》(1971年，河出书房新社)、茹志鹃《呵舒》(同上)、贾平凹《废都》(1996年，中央公论社)与《土们》(1998年，中央公论社)、叶广芩《采桑子》(2002年，中央公论新社)等。
读书报：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文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吉田富夫：1954年考进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后开始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一直到现在。首先研究茅盾与鲁迅，60年代以后，兴趣转移到当代文学了。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翻译莫言作品的？为什么喜欢他的作品，能否做一下评价？
吉田富夫：我首先翻译的莫言的作品是《丰乳肥臀》。那是1999年，莫言作为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在日本相当有名。但是，我对《丰乳肥臀》最感兴趣的是它写出了农民的灵魂。我本人也是农民出身，所以这一点绝对不会认错。其他作家写的农村和农民往往是观察的产物，是说教的对象。莫言写的农民不是这样。他不是站在农民的立场替农民说话，而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农民说话的。换言之，是农民借莫言的口说话的。
读书报：与中国作家打交道，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和印象？您最喜欢中国的哪些作品和作家？能否评价中国文学的现状？
吉田富夫：目前除了莫言以外，与贾平凹、叶广芩、余华等有联系，不过经常有来往的是莫言和贾平凹。这两位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至于评价中国文学的现状，问题太大，一时回答不出来，不过，总的印象是比上世纪80年代往后退了。关键好像在于自审意识的衰颓。缺乏自审意识的文学作品只能是通俗文学。当然通俗文学具有它自己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存在，但毕竟与严肃文学不同。文学界，除了通俗文学以外，起码要有严肃文学。从这观点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的总趋向，好像商业意识越来越超过自审意识。
读书报：您选定翻译的作家和作品后，翻译出版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吉田富夫：介绍《丰乳肥臀》日译本出版的过程吧。首先，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看了原作很受感动，认为这种说出了中国农民真话的小说过去没出现过，就产生了翻译意图，马上联系熟悉的编辑。编辑在出版社内获得了同意(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经过一层一层的会议，我也不太清楚)后，编辑直接与莫言联系，得到了同意。我另外与莫言联系，同样得到了同意。后来、出版社与莫言之间签署了出版合同，定下了印数、版税等问题。具体工作都通过版税公司，译者不插手。
读书报：从事翻译工作的过程中，您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吉田富夫：最大的困难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背景的不同。这里所说的“文化”，包含着精神的与物质的在内。精神方面的，举个例子，汉语的“我”，一般不分男女，也不分社会地位之高低。日语可不一样，男女、社会地位、时代、地方、场面等等都有分别，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物质方面的困难更多；比如日常用品，中国有而日本没有的或者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都不胜枚举。通过小说的翻译，我越来越感到所谓一衣带水的日中两国之间原来横着不可测量的隔膜。
读书报：在中国销量很大的作品，翻译到国外也许销量并不多，从事翻译工作，您的收入如何？
吉田富夫：中国现代文学的日译本发行量一般不会超过3000册，因此版税也不可能太多。版税的标准没有统计，不过根据我的推测一般是定价的10%到15%，其中原作者占百分之60%到70%，剩下的属于译者。这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推测出来的数字。这样，在日本专靠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吃饭是不可能的。我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大学的工资。
读书报：什么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最畅销？
吉田富夫：中国改革开放后被介绍到日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当中，我所知道的畅销书有两部，其中之一贾平凹的《废都》。这本书我是译者。我认为畅销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它在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第一个大胆地描写了性问题；二是它的后面有作者贾平凹的深刻的自审意识。其实，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看了《废都》后，我感到非常兴奋，开始翻译。
读书报：为什么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译介如此广泛？其中有幸运的成份吗？比如说，遇到了您这样一位勤勉而优秀的译者？
吉田富夫：文学作品受不受欢迎有幸运的成份，不过最终要靠作品本身的力量。莫言的作品一直受欢迎，被高度评价，根本原因也是它写的是真话吧。不过，一位外国作家在日本被接受，最需要的是时间，需要持续地翻译出版。还有一个因素是和电影的结合。上面所说的，莫言首先是作为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而被介绍到日本来的。这也许可以说是莫言的幸运之一吧。不过，最后靠的是作品的质量，而文学作品的质量是骗不了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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