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出版理念和“译林现象”

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季羡林

李景端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心曲浪花》时，我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序，题目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神圣的职业》。现在的出版人，尽管有一些淡忘了职业道德，做出了有损出版人声誉的事，但多数出版人，应该说都是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这个职业精神的。而李景端，就是这多数人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个。

这几年我虽身在医院，但通过阅读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与他的通信，对他近些年来的作为有所了解。总的印象是，他退休后依然很勤奋，常常透过自己对出版、翻译、乃至其他文化现象的观察，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并很快又结集出版了第三本散文集。好像上海有篇文章把他比喻成“文化渔人”又要收网了。李景端的“网”中收获了哪些“鱼”，我不大清楚，但这几年他做的两件事，却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不断为翻译事业叫喊。李景端是搞翻译出版的，在实际工作中，他深感翻译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他积极写文章，曝光劣质翻译表现，分析翻译质量下降的结症，提出治理劣质翻译的远景处方，联络著名翻译家公开发表恪守译德的六条倡议，还促请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加强翻译工作的提案。2004年，他更用通信的形式，就翻译问题在报上发表了与我的长篇谈话，一时被许多报刊及网站转载，引起了更多的人对翻译工作的关注。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姑且暂时不置评，但至少他为改进翻译工作而不断叫喊的这种执著精神，无疑是应当嘉许的。

第二件事，热心从事文化公益活动。这主要反映在他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上。例如，他呼吁老年文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藏书，尽量捐献给中小学或相当的图书馆，以免藏书“书”掉散失。他吁请一些名人遗嘱，不必热衷攀比建铜像，不如省下这个钱花在更有意义的用途上。针对常州一些名人故居徒有保护虚名的尴尬局面，他呼吁要发挥智慧，多几种保护选择，让保护名人故居落到实处。他认为老是重复出版名家旧作的做法不可取，呼吁出版界别去一再“炒冷饭”。他还告诉我，这几年他一直在替香港举办的三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充当内地的义工；最近，他又在协助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向出版社募集图书捐赠给贫困农村中小学，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事，李景端本来可以不去做，但他主动做了，而且做得挺卖力，这就很难得。值此李景端出版新书《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之际，希望他再接再厉，永远做一名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李景端的启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　陈海燕

译林从一本杂志发展成为翻译出版的一个品牌，业界称之为“译林现象”。李景端先生就是“译林现象”的人格代表。这个现象是怎样产生的？我认为，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迅速发展的大环境；其次，源于各界对译林的支持；此外，也有译林自身的因素。顾爱彬社长对“李景端出版理念”所做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译林自身因素”的解读。

从党提出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特别是1978年长沙出版工作会议提出，地方出版要突破“地方化”、“普及化”以后，江苏出版人决定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当时的宗旨和目标，就是“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立足江苏，面向全国”。回顾历史可以说，办译林，既不是为了替译者找出路，更不是图赚钱创收，而是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正因为有了这个指导思想，李景端才热心在全国遍请名家、网罗青年译者；才敢于担着风险，重点介绍有利于了解当今外国社会好的通俗文学；译林才舍得花那么多对外买版权。如果说确实存在“译林现象”的话，那么它的成功之路，就是坚持了对外开放这个大方向。

27年来，译林的成绩可以列出很多，出好书，得大奖，育人才，创利税等等。但它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这表现在推动了读书界特别是翻译界的思想开放。现在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还会记起当年阅读《译林》时那种欲罢不止的新鲜感。80年代又一批翻译家，冲破思想束缚，积极译介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给文坛吹来一股新风，被誉为“开放翻译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的就是译林传统的译者，有的则是经译林扶植走向译坛的。译林社还一直努力向外向型转化，不仅搞外译中，也搞中译外。这一切都反映出，译林在促进对外开放上，正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集团充分肯定译林坚持对外开放这个方针，而且鼓励和支持译林在“走出去”方面继续迈开大步。集团上月与南京大学、美国佩斯大学联合成立了“中美出版研究中心”，希望译林利用这个平台，为对外开放再做新的贡献。

其次，要牢记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

季羡林先生今天在书面讲话中勉励李景端，“要做称得上高尚和神圣的出版人”，李景端先生就以他对出版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年轻一代出版人树立了榜样。对出版事业的忠诚、热爱和责任感使他总不愿跟风凑热闹。他总在思考，总在奔走，总在呼喊，企以自己的热情努力尔有益事业，有益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人有高尚和神圣的，也有惟利是图、不惜粗制滥造、甚至侵权造假的。这当中，就存在职业道德和思想境界的明显差别。从李景端先生的出版工作实践，或者说从李景端出版理念中，人们可以得到启示，那就是：不论顺境逆境，也不论富社穷社，都必须牢记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都必须把对出版事业的责任感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

第三、开拓创新，永远是繁荣出版的灵魂。

今天讨论会谈到的“译林现象”也好，或者“李景端出版理念”也好，其核心灵魂，就是开拓创新。物质产品，一个品种的构造、性能、用途通常相对稳定，变化的大多只是款式和花色。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其内容却是一本一个样。你不去更新，旧面孔就没人要；你不去开拓，就要受到市场的惩罚。所以，出版的繁荣，首先依赖知识更新的范围扩大，更新的速度加快，更新的形式多样化。有作为的出版人，必须认清这个规律，适应这个形势，主动介入这个创新的进程，并通过自己开拓性的工作，促进学术和创作也包括翻译的创新，从而实现出版的真正的繁荣。

李景端和译林出版社，用自己的实践，对上述这个道理做了实在的注释，又一次证明了：开拓创新，永远是繁荣出版的灵魂。

解读李景端出版理念和译林现象

■译林出版社社长　顾爱彬

译林出版社从1979年《译林》杂志创刊算起，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今天的译林出版社，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有一定品牌声誉的专业翻译出版社。李景端出版的新书《如沐清风》连同先前出版的《波涛上的足迹》和《心曲浪花》，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受命创办和领导译林的经历和感受，见证了译林从一本杂志，发展为一家专业出版社，再成为一个翻译出版品牌的历程。

结合译林发展的实践，李景端出版理念大致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立足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出版导向。面对外国文化，仍有不少人强调翻译是两种文字转换，根据翻译学原理不能删节。而李景端认为，翻译的使用价值，必须通过传播、并被读者接受之后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它既要尊重翻译学原理，也要接受传播学要求的制约，重视作品对受众产生的社会影响。根据这些理念，在翻译选题上，他要求“贵在精心选择”，“要用智慧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不与人比胆大，只与人比胆识”。他还把“洋为中用”的方针具体化，说“中用”，就应该贯彻党的出版方针，体现在立足中国国情上，落实在把握出版导向上。他要求编辑不仅“黄”的不能要，就是“淡黄”的也不要。所谓“淡黄”，包括虽无露骨色情描写，但有明显副作用。对外国禁书，他认为受时间、环境及人们观念的影响太大，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要学会鉴别，反对人云亦云。80年代初，有译者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译稿来投稿，说这是禁书肯定有销路。李景端权衡后还是没有要。

当然李景端也不是“宁左勿右”，固步自封。对要不要删，怎么删，他强调区别对待，认为这是一种编辑艺术。出版《尤利西斯》时，萧乾曾担心第18章会被删节，李景端认为这是经典名著，不同于西方当代那些商业化的书，他向萧乾保证对经典名著不作删节。这些说明，李景端在翻译取材和导向上是有原则和分寸的。这种严肃、慎重的态度，影响着译林的编辑，保证了译林在出版导向上没有发生什么偏差。

第二、竞争优势，在于最大挖掘资源潜力。李景端认为，出版的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有出版资源的竞争。所以李景端就在掌握知识的人力资源上下工夫，他一方面通过“毛遂自荐”、“多次磨菇”、“真诚感动”等种种方法，终于请到钱锺书、卞之琳、冯亦代、萧乾等一大批译界一流名家出任《译林》编委，帮译林出点子。像钱锺书先生，连《译林》中“名词解释”一栏出现问题，都会专门来信指点；至于冯亦代，几乎更成了不拿工资的“通信主编”。另一方面又把上海外语学院一大批没书译的中青年教师网罗过来，给任务，送词典，发表译作，报销打字复印费，还推荐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结果吸引了一批有才干的青年译者在译林周围。抓住了名家与青年译者这两头，译林的资源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后，他又把积极向外买版权，作为抢占出版资源的高地。当有些社还舍不得花大钱去买版权时，译林已把一批流行小说的版权买到手。译林社的继任领导，本着同样的理念，又陆续不断买下外国一大批现当代文学及社科名著的版权。现在译林每年要买进版权一百多种，成为我国引进人文图书版权的大户。随着译林版权资源库的不断充实，势必进一步增强译林的竞争力。

第三、敢于“标新立异”，注意在被冷漠的空间求开拓。李景端认为，出版手段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学科知识的创新更重要。追热门，走现成路，难有作为；真创新，就应该敢于“标新立异”，拒绝跟风，在被冷漠的空间求开拓。1979年他创办《译林》时，学术界正统的观点是，只能翻译外国进步作家及有定论的古典文学作品。李景端觉得，《译林》的宗旨是“打开窗口，了解世界”，只看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古典的作品，根本无法了解今天西方的社会。经过调查请教，他决定在长期受人们冷漠的外国通俗文学领域另辟蹊径，确定《译林》重点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反映现实的通俗文学。

到了80年代后期，市场上外国通俗读物很“红火”，不少人都想跟进抢分这块蛋糕。这时译林刚建社，经济很困难，但李景端没有去跟风，而是提出“要靠创新翻身”。他从日本连环漫画的热销得到启示，发现国内这个领域未被重视，于是大力支持美编开发出译林版的外国漫画名著系列，不仅带来可观效益，更增添了一个受欢迎的品牌。与此同时，他着力更新和扩展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推出了西方当代最有影响的两部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及《尤利西斯》，结果得奖又畅销，全社经济很快得到改观。

第四、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全方位塑造译林品牌。李景端认为，塑造品牌既需内功，又需外功，内功就是多出好书，外功则是要求开门办社，关注专业学科的发展，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全方位来提升品牌形象。为此，他注意抓好三件事。

一是大力支持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事业，介入他们的圈子，帮助他们造舆论，使译林赢得了在“共同事业”中的话语权。多年来，李景端写了许多文章，为提升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地位呼喊；译林还举办了建国后首次英语翻译奖，日本岛崎藤村作品翻译及阅读奖，戈宝权文学翻译奖等评选，大力发现和扶植翻译青年。这些学术性的投入，明显提升了译林的学术品位。二是开门搞活动，使不同层次的活动，成为联络作者、译者及读者的活广告。三是讲究宣传策略，追求最大宣传效果。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尤利西斯》的宣传。从约稿至出书的5年中，李景端与萧乾密切配合，从不同的角度，在海内外媒体上发表了百余篇不同体裁的文章，还举办了萧乾捐献译书稿费、京沪宁签名售书、以及“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终于把一本晦涩难懂的书，变成累计销售16万册的畅销书，在我国文坛一度形成了《尤利西斯》热。

李景端退休后依然十分关注出版工作，在报上发表了《关于出版改革的几点遐想》、《出版擦边球种种》、《综合治理劣质翻译的愿景处方》等几十篇有关出版的文章。针对有些社还在竞相重复出版名家旧作，他撰文“泼冷水”，认为这是“炒冷饭”，不是真繁荣。近日他又写文章，对有出版人宣扬“个性无管无束”做豪华大书的“堂吉诃德精神”提出质疑；认为不调查读者需要，只顾做大书造成大量压库的观念，有悖出版改革与时俱进的要求。杨绛先生曾戏称李景端“爱管闲事”，其实这正表现了他对翻译出版工作的热爱。

回顾和探讨“李景端出版理念”的意义就在于，认清“译林精神”发展的脉络，发扬优良传统，传承成功理念，激励全体译林人，发挥智慧，瞄准争创全国一流出版社的目标，进一步去攀登新的高峰。

一个人和一个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刘雁

我这篇发言的题目叫“一个人和一个社”，这是我刚读完全稿后脑海中自然而然浮现出的一个标题。作为李景端先生的晚辈，在阅读这本书时的一些感想，和所悟到的关于出版社品牌建设的一些心得。

出版社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提供的是精神产品，是人类精神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它天生地要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因此季羡林先生才会说，出版人是一种高尚而神圣的职业。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出版社，更要有这种职业的责任感和自我认同感。从功利的角度看，也许这种责任感某些时候会捆住我们的手脚，损失一些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讲，它是一家出版社的精神气质所在，是立足的基石。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领导者的取向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取向。如果说李景端先生对于文化建设强烈的责任感、正义感，急公好义的性格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林对自己精神品格的坚守，大约并不为过。从最初的《译林》杂志，到译林出版社的成立，至今，译林的出版范围已经大为扩充，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以翻译介绍外国优秀、健康的文学和文化艺术、学术著作为己任，译林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强化，品牌、口碑自然而然树立起来。对于出版社来讲，这是最宝贵的。

品牌的树立首先来自于最初的定位。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求知的欲望。在这个时代，《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应运而生，可以说，把住了时代的脉搏。同时，《译林》机智地避开了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世界文学》、《外国文艺》所擅长的外国经典文学领域，别开生面，将译介当代外国文学、尤其是流行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重点，从经营角度来说，它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领域，从文学和思想角度来说，它勇敢地突破了一个禁区。做出这样的抉择，需要对文学史的清晰认识，对文学作品高明的鉴赏力，对社会现实、图书市场的准确的判断力，和个人的卓越的胆识与毅力。我们不得不佩服李景端先生。

定位只是品牌建设的第一步，之后的维护和发展更为关键。我们看到，在李景端先生及其继任者的掌舵之下，译林出版社一步步稳健地走来。在商业浪潮大举袭来，经济利益成为最高价值的社会现实之中，译林不曾为了经济效益而降低自己的精神品格，而是踏踏实实地坚持自己的追求，并将之发扬光大。《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等名篇巨制的翻译出版，更是为译林品牌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切，尤其需要领导者的学识、胆识和毅力。本书许多篇章涉及到《尤利西斯》翻译出版的前前后后，加上李景端先生在此期间与萧乾、文洁若先生的通信，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当代文坛一件大事的始末，领略萧乾、文洁若的大师风范，还可以看到李景端先生作为一位优秀的编辑、一位卓越的出版家，是如何与译者沟通交流，如何把握一本书的出版方式、节奏，如何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己的决定，如何运用谋略，与译者完美配合，进行宣传造势，实现了《尤利西斯》的完整版本的出版，以及市场销售的成功。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缩影，可以想见，译林出版社也正是在这样的苦心经营之下，走向成功的。

到今天，译林社的出版物早已超出最初的范畴，包括了世界文学名著、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人文与社会译丛、世界连环画漫画经典大系、译林少儿文库等十余个系列，蔚为大观。“译林”的品牌内涵，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丰富，品牌形象不断强化，今天的译林，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一个无可争议的大社、强社，有着相当高的读者认可度和市场美誉度。这正是来自于近二十年来译林人的坚持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