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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生活的信念伴她一路走来

2006-11-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贺绍俊 我有话说

时间回到二十多年前,年轻的铁凝就像一颗在文坛升起的新星,各种荣誉接踵向她涌来,但伴随着荣誉而来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冲突。有一天,上边的领导把她叫到石家庄,很严肃地告诉她,你的思想有问题,你得检

查一下你的创作思路。聪明的方法是接受领导的批评,但铁凝想也没想就很倔犟地为自己辩解,甚至她还拒绝了领导要她留下来参加思想学习的要求。当时她的心情显然是很沉重也很委屈,所以当她走出领导的办公室,来到大街上时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然而她一边哭一边看到了街边商店的酸奶,她坐在商店喝了两杯酸奶,心中的委屈和苦恼也就烟消云散。在铁凝的心目中,没有比对生活的热爱更重要的了。也许这是她化解各种精神冲突和现实矛盾的法宝。热爱生活的信念和亲近生活的态度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伴随着她一路走过来,一直走到今天,成为新一届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

越来越多的社会职务和社会活动赋予了铁凝,这使得铁凝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作家,但因为热爱生活的信念和亲近生活的态度使她能够很完美地适应社会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职务和社会活动是对作家写作个性的一种挑战和考验。社会职务和社会活动包含着某种虚名在内,这无疑就是一种诱惑;社会职务和社会活动也包含着某种社会责任,这无疑则需要作家在写作上作出一定的牺牲。无论是虚名的诱惑还是责任的承担,都与作家的写作个性构成冲突。而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现成的例子,看到作家们在这种冲突中如何使自己的写作遭到严重破坏的。铁凝同样绕不开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同样也会对她的写作产生影响,但我以为在铁凝身上这种影响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她不去激化冲突,而是将冲突悬置起来,把能做的事情先做好,也许恰恰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冲突被化解了。

将内心自由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将社会化的铁凝与个人化的铁凝重叠起来,说起来十分简单,但面对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不承认这是很艰难的。铁凝努力这样去做,这样,她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这三重身份角色分别是: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她的三重身份角色的相互谐调、相得益彰促成了她思想的成熟,也是她在文学道路上能够比较稳健地向前迈进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特别是前两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1987年,铁凝当选为党代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毫无疑问,这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意味着一种很高的政治荣誉。她出席党的十三大的时候,正是她写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臻入佳境的时候。党代会代表,《玫瑰门》,乍看起来,这两个意象很难拼接在一起,但是,铁凝巧妙地将二者衔接起来,不仅被文学界接受,也被政治界接受,当然更被广大读者接受。《玫瑰门》显然是一部充分彰显铁凝文学个性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涉及到敏感话题的作品,但铁凝将其处理得恰到好处,把握了话语刺激的临界点,这显然是几种身份融合到一起的自觉意识给予铁凝的神助。铁凝的三重身份其实也是给自己提供了三种观察世界的视角,这有助于她把问题看得更为立体,更为复杂。

当然,对于铁凝来说,在她以后的写作中,由于三重身份的相互谐调和相得益彰,她的表述极少出现尖锐、极端、偏执的现象,但是,这很难说带给铁凝的文学全部是优长,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文学中,深刻的片面有时候比准确、全面更重要。至少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铁凝的一些精彩发现,本来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和评价,就由于未能被作者推到极端的甚至偏执的地步,人们也就以很平常的方式接纳了这些发现,或者让这些发现从眼皮下溜走。但是,在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下,当今时代逐渐过渡到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综合的时代,文化呈多元并置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文学新质更多是通过整合、交流的方式而产生的。因此铁凝在文学上坚持的写作姿态是与时代相适应的。比方说,她将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这两种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处于对立状态下的叙事谐调地融合到同一个结构中,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解除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武装。她一方面心存着对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追寻,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情愫始终安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铁凝最新的长篇小说《笨花》也许可以说是她的这种叙事方式的集大成。这部作品关涉到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但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里展示出来。书名暗示了作者的追求,笨与花的组合就是笨重与轻柔的组合,而小说通过一个山村的故事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叙事中,历史向我们展现出另一番景象,它既不是简单地对过去的颠覆,也不是变一种方式对过去进行重复。我们从中感到了对过去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扬弃,也是对日常生活叙事的一种提升。

还有必要指出,积极向上的精神价值系统才能支撑起一个人热爱生活的信念。这种精神价值系统在铁凝的内心是非常明确的,因此她面对历史和人民时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有这种敬畏之心,她在写《笨花》就收敛起以往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倾向,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面对历史和人物时“不要多嘴”。追根溯源,这可能与她自小景仰祖父祖母的心理有关。而在中国文化心理图像中,父辈就意味着历史。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反思历史也就带来了文学中的父亲形象的变迁。铁凝的创作其实就贯穿在这一父亲形象变迁的二十余年,但她面对父亲形象的变迁,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她始终在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体察历史。到了《笨花》,她觉得自己大致上把历史看清楚了,于是她也觉得自己成熟了。《笨花》中有两个相似的细节透露出了铁凝的这一心理。小说写向喜离开军队回到老家,向家一家人来看向喜。铁凝特意写了一个细节,大家用各自的称呼与向喜打招呼,向喜的儿子向文成却没有叫爹,但后来借介绍情况的机会“巧妙地称呼了爹”。类似的细节也发生在向文成的儿子向有备的身上。这是小说的结尾。有备从医院回家看望父母,但一直到要离家了也没有叫爹。后来他装着要找袜子故意返回家,对着向文成说:“爹,我那双线袜子呢?”也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补叫了爹。一个人长大成人后,仿佛就与爹拉开距离,因为未来要靠自己去开创,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忘记爹在前面为我们走过的历史。这其实也就是铁凝对待历史的姿态:父辈的历史我们应该敬畏,但我们不会去重复历史,未来将是一幅新的图景。

在综合的时代,冲突依然存在,但人们以和而不同的方式而不是以对抗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可以说是综合的时代让我们选择了铁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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