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薛绥之先生，山东邹平人，1922年3月诞生，1985年1月病故。自先生驾鹤西去，倏忽廿载有余，墓木已拱，而音容宛然，思念之情，不能自已，爰为拙文，略代瓣香。
初识薛师，是在1959年秋天。我刚刚
次年，薛师就担任我们年级的现代文学史课了。他的课，往往安排在上午第一、二节。每当薛师背依黑板，半仰脸面，似乎在深深的回忆中追索，又似乎在追索中陶醉，总之是全神贯注地遨游、徜徉于他深心喜爱的现代文学的高天阔海中时，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往往发现薛师错系的衣服纽扣和唇边没有揩净的稀饭“印痕”。他的课，材料特别丰富，却很少有什么“观点”，而有些课，是只有极其革命的“观点”，此外就空无一物了。薛师那与众不同的讲课风格与风度，引起了我们几个不大安分的学生造访的好奇，但一进房门，却被惊呆了：桌子上、书架上、地板上，竟全是摊开的、叠放的、夹着纸条的、划着红线的书报杂志。一张半旧的藤椅，垫着露出棉絮的被子，没有刷洗的碗筷，被挤到书架最边沿的角落。刚刚从一个古旧的小县城走出来的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可以拥有多少书，而要讲好一堂课，就必须储备多少知识。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也开始尽力买书，因此把牙膏换成了牙粉。
后来我也走上了讲台，有一度主要课程是作品选讲，尤其是鲁迅作品讲解。那可是一件极见工夫的“苦力活”，从字词语句到篇章结构，来不得半点“超越”――每当想起当年我辈在字里行间爬梳求索的苦楚，就不禁非常羡慕时下某些未读原著却能够洋洋洒洒大发议论的同行――苦思冥想之后仍然没有办法，只好求救于昔日的老师，薛师就是常常救我于燃眉的师长之一。他的信，总是以“增人”开篇而以“绥之”结束，中间完全是对问题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答复，既没有嘘寒问暖，更没有他人短长。字体虽然不敢恭维，内容却极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是没有任何水分的“干货”，拿过来就直接可以进讲稿上课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今之论者”、《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哀痛者”与“幸福者”等难点的解释，就是直接来自薛师的指导。大概收到薛师类似信件的绝非我一人，难怪诸生私下都把薛师的书信文体戏称为“电报体”。
1983年冬天，薛师驰函急召，命我到他已经担任副院长的聊城师院接受《鲁迅大辞典》事件分册的编写任务。中午下车，辗转找到薛师住处，已近一点，他刚吃完饭，碗筷宛在，一如济南：“一定没有吃饭吧？食堂下班了。我来做！”我想，这些年里，他走南闯北，独身执教，料理生活的本领大概也长进不少吧？只见他从另外一张床（他宿舍里，除一张办公桌外还有两床：一张睡卧，另一张就是所有的什物堆放的所在了！）上拿下一只烧鸡，撕下两绺鸡肉，抽出一把挂面，便往锅里放。我说：“不急，得等水开了才可以下面条！”他笑嘻嘻地说：“一样一样，看实质吗。关键是要煮熟！”果然，面条倒是煮熟了，只是似条非条矣。薛师搔搔头，“哦，忘了你需要吃盐。我是不大吃的。你等等，我去取。”环顾四周，床上有半株白菜，十几个鸡蛋，两只济南产的烧鸡，一包挂面……却没有葱、姜、油、盐之类。大约，他一向就是吃这种白水鸡丝面，一天三顿！一会儿，他笑嘻嘻地用一把小汤匙，借来一撮盐，我吃下老师为我亲手做的第一顿也是最后一顿饭！我吃着面条，薛师坐在旁边满面春风地说：“聊城生涯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自己煮面条！这就是鲁迅提倡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的笑声非常爽朗，没有阴风乌云，我却听得有如骨鲠在喉心中万感交集！……
薛师一生到底为中国的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事业做了多少工作，非短文所可尽述，更非不肖所能尽知。举其荦荦大端，则有如下鸿篇巨制：1960年起，中国第一套《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开始由山东师院中文系编印，包括《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小传》、《毛主席诗词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以及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赵树理、夏衍、李季、杜鹏程、周立波等著名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薛师因系“右派”，虽然主持此项工作，却不能署名。1974年，《鲁迅小说选讲》与《鲁迅杂文选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与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多篇文稿，由先生提供，仍因“右派”未曾署名。1976年，主持编印《鲁迅作品教学手册》。1977年开始主持《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共11册。1978年，《鲁迅杂文中的人物》由山东师院聊城分院印行。1979年3月，《鲁迅作品讲解》（上、下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事实上是先生主编，但署名为“集体编写”。同年4月，《鲁迅作品教学初探》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主编，但未注明。7月，《鲁迅作品注解异议》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月起，策划出版五卷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总字数250万，图片500余帧。1981年8月，与柳尚彭合著《鲁迅作品教学难点试析》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2年8月，策划编辑出版《鲁迅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共30种。1982年10月，先生主编的《鲁迅杂文辞典》启动，后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辞目1850条，80余万字。1983年起，担任《鲁迅大辞典》编委及事件分册主编。1984年，应上海教育出版社邀请，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话》，逝世前已得近七万字……不应忘记，先生于1958年划为“右派”，1961年定为“摘帽”“右派”，1979年3月，才正式撤消右派分子的结论及处分，而中间则是长达十年有余的“文革”！这些贡献，大都是他以非常人所能及的毅力把自己的生活自觉地挤到扁而又扁才腾出时间与精力完成的。所有贡献，以鲁迅研究和资料整理为大宗，基本上是为他人做嫁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建设。这诚如王瑶先生1985年6月29日所称道：“薛绥之同志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及有关鲁迅研究资料整理工作，成绩卓著，誉闻遐迩，不期遽归道山，闻之震惊，友人等属文赋诗，以寄哀思，爰缀数语，同表悼念之意。”（见《薛绥之先生纪念集》扉页）
彼岸世界，天高海阔，薛绥之博大的灵魂翱翔得更加自由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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