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3日，刚刚结束寒假返校的北京大学师生，收到了本学期第一份《北京大学日刊》，上面大字印着“启事”：本校新潮社印行的《新潮》杂志第一期已送达出版部，请师生速去购买。启事还声明：印行不多，“概不送阅”，但杂志定价三角，本校师生可以二角之价购得。
北大师生对于“新潮社”的名目并不陌生
然而《新潮》的出版引起了相当的震动。这有两个原因。一来这是第一本“学生自动之刊物”，完全由学生筹办、学生管理、学生发行；二来，听说经陈独秀担保，这份刊物的经费由学校支付，这可是北大社团刊物中的“殊遇”，不能不让人另眼相看。
因此这份刊物的创刊号卖得极好，首印1000份，不到半天就卖光了，再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印了3000份，合上后来亚东图书馆加印的数目，超过了一万份！而北京大学的师生，当时合计不到1000人，其社会影响力可想而知。
《新潮》的中文名是罗家伦起的，英文名则用徐彦之提出的“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胡适后来说，学生们为刊物取这样的名字，“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他们显然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发起的这个新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
学生们办的《新潮》，基本上跟着老师们办的《新青年》后面亦步亦趋，如果要说有不同，大概也是两点：一、态度更为偏激，放言愈发无忌；二、《新潮》的读者定位在“中等学校之同学”，李小峰说《新青年》的读者偏重在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的对象，主要是小青年、中学生，庶几近之。两者合起来，就是罗家伦所谓“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的同情更多一点”。
在讨论的主题方面，《新潮》也避开了社会刊物如《新青年》、《国民》喜谈的政治问题，更专注于旧家庭旧道德的批判、语言文字的改良，以及文艺作品的发表。我们可以举出一卷一号上两篇文字，看出《新潮》大致的风格。一篇是傅斯年的《万恶之原》，直截了当地提出：“‘善’是定要跟着‘个性’来的，所以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源。/然则什么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我答道中国的家庭！”他还说“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此文一出，举校哗然，举国青年亦哗然，议员张元奇拿着这期《新潮》去找大总统徐世昌，要求教育部命令蔡元培将《新潮》停刊。而杭州一些青年立即仿效《新潮》创办《浙江新潮》，言辞更为激烈，尤以第三期施存统一篇《非孝》，引起了轩然大波，竟至弄到刊物查封，军警围校。
另一篇是志希（罗家伦）的时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猛烈抨击当前流行的黑幕小说、言情小说和笔记小说“把人类罪恶写得淋漓尽致”、“过于荒谬无稽，一片胡思乱想，既不近情，又不合理”、“闭门造车”，又批评报纸上的广告无意识地对社会产生恶影响：常有“卖春药”“医梅毒”的广告，卖秽书卖假货“更不必说了”！作者感叹道：“营业！营业！社会上一切的罪恶借你的名字去做好了！”与之呼应，该号封三的“广告价目”里声明：“恶滥小说，与恶滥药品，其他有害之事物，本志概不为之登广告”；“愿登广告者，如能以原书或原物见寄，纵使审查，尤为欢迎”。
傅斯年在一卷五号答鲁迅的通信中，承认他们在求学时代“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他把新潮社比作夜猫（猫头鹰），“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然而什么是所谓“天明”，新潮社诸君其时大概亦不甚了然，所以鲁迅说他们办刊物是用来作改革社会的器械，但是“还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新潮》编辑部最初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组成，傅斯年为主任编辑；傅、杨出国后，由罗家伦一人主编；罗出国后改由周作人担任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为编辑，至1922年三卷二号止，共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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