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术编年》（以下简称《编年》）是陈祖武先生等推出的一部研究乾嘉学术的力作。该书为编年体学术资料长编，记述了自乾隆元年至道光十九年近一百余年的学术大事，包括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学术举措、学者之重要著述及见解、学术师承及往还等等，把乾嘉学术的发展概貌清晰地勾勒出来，并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
清代学术文献浩如烟海，为历代之最，诸如实录、档案、方志、年谱、专著、文集、笔记、书信等，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何对卷帙浩繁的学术文献进行全方面的爬梳和整理，以及采用何种形式撰写包含如此宏富学术资料的学术史，也是一个难题。前贤们为此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尝试，其中采用学案体和章节体的形式来董理清代学术相关文献、撰述清代学术史可谓多有创获，足以嘉惠后学。前者如《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后者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发端；继之有著名的《船山学案》和《清儒学案新编》。然而，学案体史籍在编纂体裁方面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无法彰显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及蕴涵于其间的规律。章节体学术史的出现则标志着“学术史编纂翻过学案体史籍的一页，从而迈入现代史学的门坎”，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章节体尽管从方法和理论上较之学案体能够较为科学、系统地把握学术之大势与一般性规律，却难以容纳太多的学术资料，亦有不足。因此，清代学术、乾嘉学术研究要取得长足发展，应探索文献董理与新的编纂体裁相结合的新路径。
陈祖武先生遵循钱穆、刘汝霖等前辈师长开辟之门径，以编年体的形式撰述乾嘉学术，“主要依据高宗、仁宗、宣宗三朝《实录》，以之为纲，博采官私史籍、方志、档案、文集、专著、谱谍、笔记等，年经月纬，纲举目张”，撰成《编年》一书。该书采用现代学术规范，凡书中引用的文献资料均注明出处，用与正文不同的字体醒目地标出，而且对所引资料的来源大多在引文下用小号字进行了介绍。可以说，传统编年体裁在《编年》中得到了恰当的运用，并获得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发展和完善。
《编年》虽然是一部学术资料长编，但我们又不能单纯地把它当作一种资料书籍来看待。综览《编年》，其不但展现了乾嘉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面貌，而且反映了乾嘉学术演进的重要规律――学术发展是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由《编年》所记可见，清廷的两面性文化政策对学术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清廷实施提倡经学的措施。比如，乾隆三年，高宗颁谕，敦促士子“究心经学”；乾隆九年，清廷再度提倡科举士子讲求经学；乾隆十年，高宗策试各省贡士，以“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相号召。另一方面，清廷实行消极的文化政策。比如，乾隆八年，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因对策失误，议及“内满而外汉”，遭革职；洪亮吉也曾以“肆意妄言，有心诽谤”获罪，遣戍伊犁（后获赦回原籍）。文人遭遇类似于革职、流放、斩首的例子比比皆是。囿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加以清廷实行的种种文化政策，汉学得以在这个阶段确立其学术主导地位。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而乾嘉汉学则在此期间走向了衰落。这在《编年》所辑的文献中都有明确的印证，如《刘礼部集》对于清代的汉学研究颇有微辞，认为：“由董生的《春秋》以窥六艺家法，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旁搜远绍，温故知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虽盛业未究，可不谓明允笃志君子哉？”
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有学者意识到汉学积弊甚重，并在不同程度上对之进行了批判，今文经学开始复兴。通过《编年》所辑的广泛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乾嘉汉学从发展?兴盛到没落的整个过程都体现着学术发展的规律。
一般认为乾嘉学术是指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但事实上乾嘉学术还应包括除乾嘉学派之外其他方面的学术研究。《编年》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选取了当时其他学术发展的大量文献资料，从而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乾嘉学术的整体面貌：
第一、理学的不断革新与演进。清初以来，理学经过清政府的扶持升入庙堂，其哲学思辩的色彩减少并逐渐教条化，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到了乾嘉时期也有所发展。《编年》通过选取大量有关理学方面的文献资料，反映出乾嘉时期理学发展的一些情况。例如，乾隆元年，福建归化建成四贤祠，纪念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雷?应约撰文，表彰四位先生的学行；嘉庆十七年，翁方纲撰成《自题校勘诸经图后》，主张为学不可“自外于程朱”。
第二、礼学研究的兴盛。礼学历经宋明数百年的衰微，自清初开始复兴，经清廷提倡，在乾嘉年间鼎盛发皇。《编年》的编撰者们注意到了这一重要学术现象，对于有关礼学研究成果多有记述。例如，乾隆元年高宗颁谕，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朝廷认为“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定，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第三、诸子学发展的潜流。乾嘉时期的一股学术潜流是对诸子学的深入研究，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诸子著作的注释和校勘等方面，《编年》对此有着细致的记述。例如，《编年》收录了嘉庆十五年臧庸致书孙星衍，讨论校勘《管子》之事，并推尊王念孙的成就。对王念孙的《读墨子杂志》、《读荀子杂志》、《读管子杂志》的情况也进行了记述。
此外，乾嘉学术还包括史学、金石学、小学、算学以及天文学等方面，在这些领域都有著名的学者和专著产生。凡此种种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乾嘉学术发展史。
最后有一建议，精益求精起见，应在书末按照人名或学术分类编一个索引，将会更加有利于本书的使用。
（《乾嘉学术编年》，陈祖武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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