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瑞金路繁华的商业街上，一个并不显眼的门面两旁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开拓奉献创建一流出版社团结敬业传播千年文明史。全国古籍专业出版重镇――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坐落在这里。“敬业”、“奉献”这些词汇，在新概念满天飞的今天，似乎显得有点老派，但总编赵昌平告诉记者，正是靠着这样的精神，上海古籍出版社
做专业社一定要沉得住气,定得下神
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的出版一直是上海古籍社出版的重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进入了市场，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出版社经营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少出版社打破了专业，经济指标承包到个人；有些地方出现跟风出版、搭车出版，哪里有钱赚就趋之若鹜。因此，进入市场对专业出版社而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不要坚持专业化的定位，要不要坚持团队化的运作方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就面临了这样的困惑和迷茫。畅销书能一本万利，但古籍出版由于专业限制难以形成畅销读物，于是一些人认为古籍是夕阳产业，靠古籍无法生存、无法赚钱；有些人提出更换社名，向综合社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家有着良好声誉的古籍专业出版社，也尝试出起了《莎士比亚全集》，办起了时尚类杂志。
但是市场并不认同这样的“改革”。一次，赵昌平到浙江考察，发现杭城某专业书店中陈列的《莎士比亚全集》有七八种之多，唯独没有“上古版”的莎翁全集。老板说不是书做得不好，而是书店首先不认你这个品牌；另一次在北京一家书店，一位女读者专程来买上海古籍版的《东周列国志》，可惜没货，只得怏怏而去。这两件事对班子、对员工触动很大。大家意识到，尽管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个老品牌，但不能盲目趋同跟风，不能错把别人已然的商业效应当作自己未然的效应。专业出版社还是应该从自身的个性出发找到市场定位，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赵昌平说，当时他们对全国图书市场作了一个调查，发现专业图书及专业指导下的公众读物市场，虽然比例小，但上海古籍社在同行中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不应扬短弃长，舍近求远，而应坚持在传承延续中求变革，否则便会丧失专业优势，摔跟头。正是从这点出发，上世纪80年代末，他们抓住信息时代要求资料集约化的动向，以及古籍出版业特有的文化积淀的专业特点，开始涉足大型与超大型集成性古代文献资料的出版。在当时出版界经济承包到人，短平快成为风尚的情况下，那些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大型和超大型项目，是大多数出版社不敢也不愿做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团队优势，历时10余年，相继推出了《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黑水城文献集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古本小说集成》、《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海音潮》、《上博藏战国楚竹书》等标志性的大项目，出版社也在完成文化积累的同时以渐进的方式形成了可观的经济效应。
“做专业社要沉得住气，定得住神。正是历届班子坚定不移地贯彻专业化、团队化的方针，为后来出版社的发展作了铺垫。”总编赵昌平言语间充满对前任敬重、感激之情。
大中小互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有人作过调查，中国古籍的品种虽然有15万种以上，但实际上能直接整理出版并能获得经济效益的不超过300种。坚持专业社的定位，需要有相应的选题构架来保证。在寻找适应专业特点的选题构架时，上海古籍社对文化生态、专业特点、市场趋势作了理性的思考和调研，他们看到古籍可开发的资源确实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专业的题材像古籍那样狭窄，不可再生，然而也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像古籍出版那样有如此恒久而且代代相传的读者源。在近300种可开发的古籍题材中，包括了基本的经典著作、各学科部类的基本资料以及围绕这两种的研究总集，它们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是古籍的基本书。古籍社坚持专业定位，就必须在古籍的基本书上做足文章。
10多年来，上海古籍社围绕古籍基本书，从经典著作、各学科部类的基本资料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研究著作这3个层面进行了开掘，形成了大型集成性资料、古籍整理、学术研究、文博画册、工具书以及多层次普及等9大选题块面，由过去偏重文学向文史哲均衡转化，由过去偏重学术向学术与普及均衡转化，由偏重中型丛书向大中小型均衡转化。图书发货量从10多年前的2800万元增加到近几年年均9000余万元，全社经营进入了良性循环。
采访期间，记者多次听到了“蓄水池”这个概念，赵总用精确的数字向记者描述了出版社的运作形态：通常我们以20％左右的编力从事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超大型项目，同时各编辑室每年保证有一、二套周期一般在3年左右，投资数十万元的次大及中型项目（主要是画册、各级丛套书以及大家文集等），编力约占各室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全社每年约有40％的编力在从事3年后产生效益的“蓄水”工作。这样不仅保证了全社渐进式均衡发展，也保证了出版社每年都有大部头重点图书问世。2005年，他们出齐了34册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0卷的《上海道契》和《中华要籍集释丛书》(共85种)中的《墨子集诂》、《荀子集释》等；今年,800册的《清代诗文别集丛刊》、500册的《盛宣怀档案》、1000万字的《中国家谱总目》、《中国古籍总目》等超大型项目都已启动并正在完成中。
深度开发：探索古籍图书的创新途径
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有不同于前代的阅读习惯。不同时代应有不同的切入视角，不同的表述手段，以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对于有限的题材，可以通过多次的深度开发，使品牌产品更新换代，并引申出新的选题。金性尧先生的《唐诗三百首新注》是该社的老品牌，风行20年后发行开始下滑，他们就在金本基础上吸纳20年来唐诗研究的新学术成果，并依据“图文化”与“简约化”的时代特点，设计了简明典雅的《图文本唐诗三百首》，并引申出了“图文本三百首系列”。结果这套系列书在市场上连续5年占据重大优势，形成了新的品牌。在对读者阅读口味调查中他们发现，当代读者的文化结构使得学术与普及之间的距离缩小了，由此他们又发现了一种介于学术与普及之间、具有广泛发展前景的图书新样式，如《二十五史新编》、《经典宝库》、《资治通鉴皇家读本》、《二千年前的哲言》等，其中《二十五史新编》荣获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二千年前的哲言》获得了上海市图书特等奖。此外他们还针对大学生及相关文化人士推出了进行基础性学术普及的准学术书，如以经典性原著的当代论释为主的《诸子现代版》；精选近现代大家篇幅不大的经典之作，加以名家导读的《蓬莱阁》丛书。这些准学术书最多卖到5万多册，最少的也卖到了1万册，不仅形成长效的品牌，而且有丰厚的经济收益。据统计，上海古籍社新样式的常规图书销售已占普及读物的60%，大大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普及书。
总编赵昌平告诉记者，如今社里没有谁再认为古籍出版是夕阳产业。“五十而知天命”，走过50年历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不断探索着一条适合专业出版社的发展之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上海古籍社在专业图书以及专业指导下的公众读物市场上，占据了高于全国平均份额数倍的市场，尤其令赵昌平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仅在经济上走上良性循环，而且一批年轻的专业出版人也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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