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想理解这个世界，和别人交流。她决定通过哲学教师的资格考试。在圣玛丽德诺伊学院听加里克教授讲课的时候，她第一次受到了震惊，她的生活从此就改变了。“加里克好像是个光明的宽厚的天主教徒。我忘了其他的一切，甚至忘了我自己……每个人都有获取文化的权利……世界上只有一个巨大
的共同体，其中的所有成员都是我的兄弟。否认所有的界限和区分，摆脱我的阶层和我的皮肤：这个口号激励着我……我的一生必须有用!在我的一生中一切都必须有用!”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巴黎一家小饭店里写作。
几个月后，她遇到了萨特，跟他谈起了莱布尼茨。他被迷住了。两个无神论者感到了自由的无限魅力。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他们的分离，扰乱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被俘回来，萨特提到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哲学。波伏瓦从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1943年)开始就指出，自由，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意味着团结，意味着让自己加入城里的社会活动，参加反不公正、反专制的政治活动。哲学家应该从别人的生活中受益。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萨特一起创立了存在主义，在这种哲学中，存在是压倒一切的东西。
解放后，她实现了所有哲学家的梦想：影响世界。她写了《第二性》，这是一部面向女性的存在主义论著，从自由权和尊严权开始谈起。后来，波伏瓦又在《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中，把人类从对绝对的探索中解放了出来，因为那种探索是不可能成功的。揭露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衰老》，则与她人人有权得到关照的哲学观密切相关。
但在这个女作家和哲学家的一生中，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她介入了她的时代。波伏瓦，20世纪的伏尔泰?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成功地改变了历史进程和女性生活状况的人格是标新立异。
在生活中爱吃的女知识分子
“这个宇宙是一个多大的蛋糕啊！没烤熟，烤得太焦了，膨胀得太厉害了，太瘪了，有缝了，裂开了，膨胀得有气泡了，瘪得像个口袋，冒着烟，香喷喷的，还烫手呢，滚烫滚烫的!”
女知识分子，聪明智慧，有头脑的女人……这就是大家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评价。她的作品总是围绕着思想领域和介入社会政治生活这个冰冷的世界，然而，她又有滋有味地贪婪地享受生活：“通过嘴比通过眼和手能让世界进入得更深。”
独自面对着大自然，她觉得有一种巨大的自由。与她的伴侣萨特的感觉完全不同，萨特讨厌绿色。波伏瓦是一个狂热的发现者。年轻时，她在马赛的一所中学当教员时，就经常一个人出去远足。她周游世界，不断地发现新的景色和其他有趣的东西。她是个享乐主义者，大口大口地吃着新的佳肴，喜欢妹妹炖的菜。炸奶酪、肉、点心，她在餐后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然后又吃起甜点来。她和女权主义者一起分享美酒加美餐，重新发现了小时候吃过的脯底樱桃蛋糕。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过
“我们从来没有像在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过。”1945年，萨特这样挑衅地说。波伏瓦则对这种说法保持沉默。
纳粹崛起、西班牙战争、1939年3月佛朗哥将军打败了共和派的军队，凡此种种，让她有些担心：“我说过，1929年到1939年，法国所有的左翼分子都因政治上的这种盲目而痛苦……对我们来说，人民战线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着希望而不是威胁。西班牙战争让我很激动，但我不认为它与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使用了我的自由权，无视当时的现实。1939年，这种现实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知道我很痛苦，但我总是接受强加给我的东西。战争使我肝胆欲裂，迫使我与萨特分开，与妹妹中断了联系……每天，每个小时我都在想，时局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现在明白了，我的命运是跟大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众人的自由、压迫和幸福与我休戚相关。”
让―保尔・萨特出发上前线去了，埃莱娜在葡萄牙，父母在里穆赞，西蒙娜独自在巴黎咖啡馆里踯躅。1940年5月，德国人的装甲部队击败了法国军队的抵抗，萨特被俘。分别了一年半之后，他一回到巴黎，就想参加抵抗组织。波伏瓦跟着他。他们曾想拉纪德和马尔罗进入组织，但没有成功。事实上，他们这个知识分子组织是一个爱好者的混合体。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写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的时候呼吁大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你们只能以社会的方式来反对社会。”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如此说。这部发表于1943年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她的创新精神和对自由的呼唤。
咖啡馆变成了文学沙龙
法兰克王克洛维486年定居巴黎，并把它作为王国的首都。558年，他的儿子希尔德贝尔一世创办了圣日耳曼・代普雷王家修道院，墨洛温王朝的所有国王都将埋葬在这个王家的文化中心里。
几个世纪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心脏将在这个离塞纳河几百米远的地方跳动。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在路易斯安那旅馆准备《现代》杂志的出刊的。走廊的尽头住着萨特，另外几层住着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莫里斯・梅洛―庞蒂。“我从窗口可以看见屋顶的花坛。我的住处从来没有离我的梦这么近过。我打算在那儿住下去，直到生命的结束。”
被占时期，天寒地冻。波伏瓦没有取暖设备，所以，花神咖啡馆一开门，她就跑到那里，坐在炉子旁边。解放后，她在花神咖啡馆和双猴咖啡馆顾客嘈杂的聊天声中用倾斜的字体修改《名士风流》和《第二性》。不久，让―保尔・萨特、雕塑家阿贝尔托・奇雅科梅蒂和阿贝尔・加缪也来了。圣日耳曼大道的咖啡馆成了文学沙龙，那里离路易斯安那旅馆步行只需5分钟。1949年，《第二性》出版的时候，她就是在双猴咖啡馆接受顾客的欢呼和辱骂的。
1945年，萨特带着他的钢琴住在波拿巴路42号5楼的母亲家里。他在那里凝望着圣日耳曼・代普雷广场、教堂和双猴咖啡馆。西蒙娜不和他住在一起，但到这里来工作。傍晚，他们到咖啡馆去与作家和艺术家们见面。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萨特的寓所遭到了塑料炸弹的破坏。于是，他离开了圣日耳曼・代普雷，搬到蒙帕纳斯，靠近波伏瓦，两人住在相距几百米的地方。不过，巴黎市政厅还是在圣日耳曼―代普雷把双猴咖啡馆和教堂之间的空地命名为“萨特―西蒙娜广场”。2006年6月还将修建西蒙娜・德・波伏瓦桥，这是巴黎以女性名字命名的第一座桥。
（本文摘自《第二性波伏瓦》，［法］克罗蒂娜・蒙泰伊著，胡小跃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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