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不少文章很不容易读懂，其原因之一在于去今已远，背景不明，知识不够，于是就难以明其底蕴。例如被列为《华盖集》第二篇的《青年必读书》，本是1925年2月10日鲁迅应《京报副刊》“二大征求”之一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第四段算是对“青年必读书”问题的正面回应，而第五段则是鲁迅独抒己见的中心，也可以说是由读书问题引出的借题发挥。当时大家关注的热点在于必读书目，于是鲁迅的交白卷、唱反调大遭非议。不但当时挨骂，后来又一直有人认为鲁迅的立论未免过于偏激。如果用当代新儒家――据说他们正在提倡小学生“读经”，已经掀起了儒学或儒教复兴的“第四次浪潮”了――的理论来考量，则鲁迅又非得“运交华盖”不可。
现在重新审视八十多年前的这桩公案，工作条件已经非常之好了――当年《京报副刊》关于“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全部有关文献已经由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世家一网打尽地整理出来，出版了《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
《京报副刊》的“二大征求”无非出于编者孙伏园的一种编辑策略。他新办这一副刊，急于抓住作者和读者这两边的眼球。从1925年1月4日起，《京副》关于“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的征文广告连续刊登了一个月，孙伏园请青年回答自己爱读哪十部书，又请海内外名流学者为青年开列十部必读书。这一手果然奏效，不久就收到大批寄回的答卷。在发表征求结果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不少争论，副刊上大大地热闹了一番。读一读王编《资料汇编》，分明可以感受到当年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空气。
让青年人举出自己爱读的十部书来比较容易做到；而要求名流学者开出十部“青年必读书”，却非常之困难。鲁迅的思路历来十分清晰深刻，所以对这一问题一直不理，直到2月10日（已经超过了约定的截止日期）才提供了一份正文近乎白卷的答卷。鲁迅终于出来说话了，这一则固然是孙伏园一再催稿的结果，同时也表明鲁迅打算借此机会发表自己对中国问题新的思考。
其实也不单是鲁迅，另外也有如俞平伯等专家都拒绝回答“青年必读书”这样大而无当的问题。钱玄同作为名流专家本来是应当回答“必读书”问题的，而他却挤到小青年那一边去谈自己的“爱读书十部”，言外自有不赞成由名流学者指定“必读书”之意。这些学者自是高于流俗一头，但尚不能如鲁迅那样，于“必读书”问题交白卷之同时更能“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实际上是借机发表意义重大的意见。
一年多以后（1926年11月），鲁迅在厦门为《坟》写后记，其中有一段剖析自己的话道：“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坟・写在〈坟〉后面》）在回答“青年必读书”的时候，要算是鲁迅“毫无顾忌地说话”之一例了。
鲁迅既反对胡适等人掀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提倡的“读经”――尽管他所反对的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在当时那样紧迫的时候，有少数学者去整理国故自然无妨，也是需要的，但决不能看成是最要紧的事情，更不能让知识青年全都卷入，何况在知识青年以外还有更广大的青年群体。鲁迅本人整理过大量古籍，乃是为了教学和研究的具体需要，他从来不要求青年人也来做这一类的事情。在中国，不革新是无从“保存国粹”或“整理国故”的。
行动最重要，火与剑最快――这是此时鲁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新思考，稍后他又强调了一遍，在不久以后的一封公开信中他写道：“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着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华盖集・北京通信》）像这样几乎一字不易地重申己见，在鲁迅是不多见的，由此正可见他对于这一新思考的重视。明白这样的思想变迁，我们也就可以更清楚更深刻理解鲁迅为什么建议青年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底蕴了。
鲁迅自己文章写得极好，那么他为什么要对青年们说“不能作文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鲁迅为自己同为青年的设计总是不同的，这里有年龄、经历、处境、心态种种的不同，更有他对于青年的爱护、关心和促进在其中发挥作用。鲁迅当然并不反对少数专家学者去研究传统文化，但他决不赞成让广大青年都来钻故纸堆；他们应该行动起来，锐意改革，做更加迫切需要的能够直接推动中国改革、前进的工作。这样的意见，即使是80年后的今天读去，仍然觉得很受启发和教益。
《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王世家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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