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我们的小说家今后在市场上不但要和同时代的国内同行竞争，而且要和世界范围的小说家竞争，这种竞争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张颐武
青
春文学独立一类，基本保持自己稳定的市场。这些作品青少年写青少年读，相同文化身份的人形成自我循环，始终是图书市场主力部分，对文学图书格局影响很大。大概由于这些作品和我们熟悉的文学规则有距离，专业读者对此领域没有做出反映。
雷达
大部分中国作家仍然对文学心存神圣，在自尊地、庄重地大胆探索、辛勤创作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实主义创作仍然在深化、在创新、在发展中。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叙事成为文学探索的一个热点，传统深厚的乡土文学正在发生新的变异。
白烨
2006年长篇小说的创作收获并不菲薄，甚至可以看作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个小小的丰年。今年不能够忽略的，还有一些文学新人的作品，也以他们各自的探求与优长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新的气息。
阎晶明
近年来，作家们开始调整自己的创作姿态，选取“百年历史”中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叙述，使小说更具首尾呼应的完整性，小说主题也更能够得到深化。2006年，小说家在艺术个性上更具张扬的胆魄。
孟繁华
“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再发现缓解了作家经验枯竭的危机。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对包括传说、神话和宗教在内的民间文化的认识和发掘，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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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初始再忆2006年度文学诸事，多少有点“添酒回灯重开宴”的意味。其实，经典之作留给我们的印迹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淡漠，而那些引人关注的现象，不论何时提及都能够带给我们回味与反思。
评现象，嘈嘈切切错杂谈
评论家李敬泽将2006年定为是“有一定标志性的一年”，而且是个危险标志。“如果仅就文学，特别是有重要市场效应的小说看，就会发现重要现象：外国小说在文学畅销书榜上占了越来越多的位置。长期以来，文学图书都是具有本土性格的图书类别，外国小说也许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但在中国则有可能卖不动，这和本土经验有关。现在情况大变，坚固的本土堡垒受到冲击，欧美畅销小说几乎同步在中国推出，并且很快取得好的市场效应，这一状况在2006年初露端倪，2007年还会进一步发展。”李敬泽继续分析：这一面体现了全球化跨国文化的强大力量，以及小说引进后国内出版单位市场营销的力度和强度，另一面，不能不承认，我们现在看到的，《我的名字叫红》、《追风筝的人》、《芒果街上的小屋》、《船讯》、《风之影》等外国当代文学，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和技术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小说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压力。中国小说的优势在于和生活和经验关系密切，不论纯文学意义上的艺术水准还是畅销书意义上的技术水准都显严重不足。
因此，李敬泽认为2006年是重要的年份，表明我们的小说家今后在市场上不但要和同时代的国内同行竞争，而且要和世界范围的小说家竞争，这种竞争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中国小说家手里还是有几张牌的，但仅凭本土优势已不足以掩盖艺术上和技术上的弱势。中国小说家面对的，是重新思考和确定艺术方向，“这应该是2006年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市场风向和读者阅读趣味在转变，我们的小说家、编辑、出版社确实需要在全球化竞争态势下重新衡量小说的方向，好好反思一下”。
评论家张颐武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70年代出生的作家基本还是主流文学界推出的，但80后作家则和主流文学界完全脱钩。主流文学界的规则是，先在文学期刊发表，再出版，而80后的写作除了《萌芽》外，基本与一般文学期刊毫无关系。要么是通过网络走向纸质出版，要么直接出书。青春文学独立一类，基本保持自己稳定的市场。一类是青少年生活中的反叛压抑、个人心理表现的作品，类似《跨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一类是玄幻小说。这些作品青少年写青少年读，相同文化身份的人形成自我循环，始终是图书市场主力部分，对文学图书格局影响很大。大概由于这些作品和我们熟悉的文学规则有距离，专业读者对此领域没有做出反映。张颐武认为，评论的缺位和脱钩长期存在是不正常的，随着这类作品的量越来越大，这一状况必然会改观。无论从文化还是从文学的角度讲，都应给予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迫在眉睫。之所以“存而不论”，不是没有能力分析，而是因为评论家都是成年人，一方面对写作情况并不熟悉，一方面对青少年的审美趣味和走向缺乏把握能力。不论说好说坏都应该发言，有讨论是正常，应该以平常心对待。主流文学界应该展现更大的弹性，同时，年轻人的反叛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表现那么激烈。
2006年的中国文坛有许多看点，文代会和作代会的召开有望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一步繁荣创作。评论家雷达说，同时也要看到，这一年文坛上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若是来自文学之外的压力、冷眼倒也罢了，然而，有些是文学界自身不自重的问题，令人遗憾、甚至悲哀。比如说，裸颂、乞讨、诗歌界的恶搞等等。评论家陈晓明在认可的同时看到了希望的存在，他说：“2006年的中国文学尽管争议颇多，危机四伏，口水诗和文学之死的现场，足以让人对文学沮丧。但我是还是要说，中国文学还是有它倔强的存在，以中国的方式，以文学的方式。”
议好书，大珠小珠落玉盘
2006年的图书市场波澜不惊，但有不少闪光的亮点。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谈到一年的好书，如数家珍：“周大新的新作《湖光山色》就以面向当下现实的态度，写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变迁的全景过程，写出乡村中国的新一代农民的性格和心态。去写写当代的农民，写出他们的苦楚，也写出他们在中国这个巨大转型时期的变化和新生的希望，这无疑是一种当下性的真实，也无疑是一项迫切的需要。”他重点谈到铁凝的《笨花》，这部作品对华北平原乡土生活的书写洋溢着纯朴透明的气息，对中国现代历史剧烈变动的书写与乡俗生活的巧妙结合还是令人动心。铁凝的可以做到非常自然地把大历史拉回到乡土生活的日常性叙事中，把历史的传奇处理得自然平和，那种松驰自在，娓娓道来还是透示出铁凝的灵气。莫言的《生死疲劳》无疑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通过动物变形记的戏谑来打破历史的线性固定和压制，这些动物走过历史道路，它们的足迹踏乱了历史的边界和神圣性，留下的是荒诞的历史转折和过程――那是从驴到牛，再到猪和狗的变形记。如此戏谑的笔法来重写惊天动地的当代历史，莫言的手笔显露出大家气象。老辈作家鲁彦周的《梨花似雪》写得相当明媚清丽，想不到老人对往事还有如此鲜活的记忆，可惜这是封笔之作啊。范稳的《悲悯大地》再次重现了西藏异域风情，大地的苍茫与生命壮烈融为一体，范稳这回是把受难和生命奉献推到极限。过分追求强力的美学效果，范稳可能会承受一些质疑。苏童的《碧奴》重述孟姜女的故事，这是把中国古代传说进行神话思维的改造，想象力奇异且保持苏童特有的叙事上的舒畅，但内涵略显单薄，对历史穿透也还显得有限。
评论家白烨对2006年长篇小说总的印象是，品种和数量相当不少，品位与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也不在少数，全年的创作收获并不菲薄，甚至可以看作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个小小的丰年。
在名家新作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有十数部，首先是铁凝的《笨花》，这是铁凝从事长篇创作以来最为厚重的一部力作，也是近年以来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收获。其次是莫言的《生死疲劳》，作品以章回体和“六道轮回”的故事线索，揭示了中国农民和土地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而复杂的关系。作品一如既往地表现了莫言的超常的想像力和表现力。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用洁净优美、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描写爱情、性和性爱，追溯爱情的本原，探寻爱情的真谛和意义。小说的过人之处，是将叙述人“我”一分为三，多个线索交叉叙事，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实现了肉身和灵魂的对话，又揭悉了人性之深邃与复杂。此外，还有写当下中国的“红”与“黑”的故事的刘庆邦《红煤》，苏童的重新演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的《碧奴》，范稳接续着《水乳大地》描写藏区宗教与民族文化的《悲悯大地》，马丽华的传奇与诗意相结合的《如意高地》，都梁的着力塑造车夫文三儿形象的《狼烟北平》，安妮宝贝的旨在描写人际之间纯净、纯挚之情的《莲花》，王海?直面当下婚恋现状的《新结婚时代》，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属于名家新作的，还有余华的《兄弟》（下）、梁晓声的《伊人伊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赵玫的《秋天死于冬季》，邓刚的《山狼海贼》，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因在题旨上各有千秋，也值得人们予以关注。
今年不能够忽略的，还有一些文学新人的作品，也以他们各自的探求与优长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新的气息。属于这一类作品的有杨少衡的《海峡之痛》，陈继明的《一个人的天堂》，陈彤的《男人底线》，李凤群的《背道而驰》，浮石的《青瓷》，许开桢的《深宅活寡》，卿卿的《香香饭店》，汪洋的《在疼痛中奔跑》，刘晓刚的《天雷》等。这些作品或以其内容实切，或以其情感饱满，或以其思考深邃，都给人带来一定的愉悦或冲击，都值得文坛内外加以注意。
评论家贺绍俊首先谈到红色资源越来越受到小说家的关注。“所谓红色资源主要是指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2006年小说的突出成绩就体现在对革命历史的重新书写上。重新书写不是颠覆，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站在新的思想平台深化对历史的认知。如铁凝的《笨花》。铁凝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叙事中，历史向我们展现出另一番景象，它既不是简单地对过去的颠覆，也不是变一种方式对过去进行重复。我们从中感到了对过去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扬弃。”贺绍俊还提到严歌苓的两部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他称前者是乡村普通寡妇王葡萄的生活史，后者是懵懂加入到革命队伍的田苏菲的情爱史，这两部小说既有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又有人们所熟悉的红色记忆，为文学提供了一种后革命叙事的可能性。贺绍俊还提到徐贵祥的《高地》和何立伟的《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徐贵祥一直写军人和革命战争，以获茅盾文学奖的《历史的天空》为代表，他开创了一种新革命英雄传奇的写作路子，《高地》明显体现出对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革命英雄传奇的突破。何立伟的《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也丝毫不会比确定他文坛地位的《白色鸟》逊色。“我希望大家还能关注一位香港的作家吴正。吴正是早年从内地移居到香港的作家。移居不仅是一次地理的搬迁，也是一次文化心理的搬迁，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作家写作的姿态。他的长篇小说《长夜半生》充分体现出文化移居的特征，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对于文化秩序与文化精神相背离的现代性困惑。”
2006年又有一位老作家鲁彦周去世，在他去世前，我们读到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梨花似雪》，可以说，作家是将他的生命转化为文学的形式，继续活在了我们身边。作家的浪漫气质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小说远承五四时代的浪漫精神，并使“革命加爱情”的模式获得了一次“创造性的转化”。贺绍俊表示，2006年的长篇小说收获很多，除一些名家如莫言、余华、苏童等的作品外，值得一谈的还有范稳的《悲悯大地》、马丽华的《如意高地》等。
张颐武认为，2006年的长篇小说还是有很大进展。他将作家分为两批。一批是“长跑型”的职业作家，他们创作稳定上升，能力呈现比较平均，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铁凝的《笨花》，大众文学作家王海?的《新结婚时代》，以及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都保持了相当的职业水准；一批是年轻作家，比如安妮宝贝的《莲花》，靠自己的积累显出很强的实力和潜力。张颐武说，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从小说创作的题材和范围来看，2006是分类的过程。一类是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像《笨花》、《生死疲劳》、《兄弟》，都是通过个人命运反思中国历史；第二类讲底层人民的生命，比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庆邦的《红煤》，是这两年来持续的关注点；第三类是革命历史的作品。比如王树增的《长征》、徐贵祥的《高地》。
本土小说就普遍水准来讲不是很看好，但还是有成就，李敬泽简要地提到两部重要作品，即铁凝的《笨花》和莫言的《生死疲劳》。相对而言，非虚构小说作品相当不错，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夏榆的《白天遇见黑暗》、周晓枫的《我的身体是个仙境》、池莉的《熬至滴水成珠》，以及王树增广义上的非虚构作品《长征》，都相当出色，是文学图书方面重要的收获。
忆特征，说尽心中无限事
“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作家仍然对文学心存神圣、在自尊地、庄重地大胆探索、辛勤地创作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雷达说，第一，现实主义创作仍然在深化、在创新、在发展中。如长篇小说有铁凝《笨花》、都梁《狼烟北平》等，跳出了以往传统视角，走向宽广；第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叙事成为文学探索的一个热点。如莫言《生死疲劳》、阿来《达瑟与达戈》等作品的奇思与变形，也就是一个如何讲好中国化的故事的创作难点；第三，传统深厚的乡土文学正在发生新的变异，我把它称之为“亚乡土叙事”，它主要讲述的是乡下人进城的故事，现在大量作家投入这方面创作，将会成为一个时段的创作热点。总体看来，中国文学正在更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学潮流，并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
2006年即将落幕。这一年里，关于中国文学的各种声音此消彼长，我们真正应当着眼的还是创作本身体现出来的特点和走向。评论家阎晶明认为，中国作家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创作目标。自90年代以来，一个作家试图在一部小说里完成对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民族‘百年历史’的叙述颇为“流行”。这样的尝试令人尊敬，但其中表现历史时段的不均衡，个人观念在评价社会历史时的过度介入，使作家的创作意图很难完整实现。“半部杰作”，甚至成为一段时期批评家评价这类创作时的常用概念。
“近年来，作家们开始调整自己的创作姿态，选取‘百年历史’中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叙述，使小说更具首尾呼应的完整性，小说主题也更能够得到深化。2006年，我们读到了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三位作家描写了不同时期的中国现当代历史，共同完成了对百年历史的书写。这一变化深有意味。”阎晶明认为，2006年，小说家在艺术个性上更具张扬的胆魄。安妮宝贝的《莲花》、苏童的《碧奴》，都是对人生迷茫、灵魂挣扎、精神痛苦的深度叙述。可贵的是，作家充分发挥想象力，让艺术才情和内心冲动在小说里得到集中爆发和充分表达。两部小说都是关于在爱的信念召唤下孤独、勇敢地走上寻找之路的主题叙述。《莲花》里的极地“墨脱”和寻找者善生，《碧奴》里的“大燕岭”和寻找者碧奴，空间上遥不可及，时间穿越了几千年。“历史”在这里已经高度抽象，关于存在的呼告，对执着信念的恪守，变成了小说令人感动的主题。
评论家孟繁华对印象深刻的长篇小说列出这样的书目：张洁的《知在》、莫言的《生死疲劳》、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阎连科的《丁庄梦》、刘庆邦的《红煤》、艾伟的《爱人有罪》、都梁的《狼烟北平》等。“但有两种现象可能更为引人瞩目：一是对‘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再发现。也就是对不同地区、种族、群体中，那些具有‘超稳定’意义的文化结构，对族群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道德准则具有支配、控制功能的文化结构的发现和表达。这种具有‘超稳定’意义的文化，虽然也处在不断被建构或重构之中，但在本质上并不因时代或社会制度的变迁发生变化。比如铁凝《笨花》中的‘窝棚’的故事、周大新《湖光山色》中对‘王权’的向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对农村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等等，都是如此。”孟繁华分析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是从文化边缘地带和地域性知识中获取灵感和想象，在日常生活经验日趋匮乏的时代，重返过去的文化，不仅适应了全球主流话语――即保护口传与非物资文化遗产的呼声或潮流，而且也缓解了作家经验枯竭的危机。传说、神话、宗教等，是边缘文化的一部分。在现代性的过程中，诱导享乐的大众文化的合理性被不断强化，而这些边缘文化被不断遗忘。但在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对包括传说、神话和宗教在内的民间文化的认识和发掘，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
孟繁华特别指出，苏童的《碧奴》是一个由三十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策划的出版活动的一种。它是对“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重新书写；《悲悯大地》是作家范稳继《水乳大地》之后创作的又一部表现藏区历史文化的长篇小说，它是一个藏区文化的“他者”试图透过重重迷雾，感悟和理解藏区文化的一部小说，是一个揭秘者在雪域云端追踪眺望看到的两个世界；徐名涛的《蟋蟀》，是一部关于过去的民间秘史，也是一部折射当代世风和私秘心理的启示录。它在各种时尚的潮流之外，但又在我们时时更新却又万古不变的文化布景之内。这两种现象在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最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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