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说史”来称谓阎崇年、易中天等先生的历史类学术讲演，似乎有将他们与连阔如、单田芳、刘兰芳等先生的“评书”类比之嫌。当然，区别也很明显，比如前者说的基本属于历史，后者说的则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七侠五义》之类的文学作品。又比如后者基本是演说前人的本子，前者则是创造，蜂拥出
评书家的盛时在上一世纪的80年代。时代的变迁与文学饥渴，无疑是其兴盛的重要前提。评书家演说虚构本事的文学手段，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他们重新复活了古代文学中最具戏剧化和民间特色的作品。另一方面，评书家以完全通俗的语言，在假扮故事中人、模拟故事中，为听众表演出了热闹的江湖场景。其三，则是文学演义与传说野史结合一体，原本的小说本来虚构，再加上些胡扯也算不了什么。
20年后的今天，演讲历史的学术家隆重登场。只是所依赖的媒介由评书家的广播变成了电视，而且是覆盖率无出其右的央视；而演讲的内容，尽管不是纯粹的虚构文学、剑侠飞仙，却是比剑侠飞仙更有气象、更具震撼力的乱世枭雄、帝王将相。在电视台固定的45分钟，演讲者将这一时段拿捏得像一节电视连续剧，该有的起点高潮起承转合，都丝丝入扣。这既是演讲者的电视戏剧化表演，也依赖演讲者所选择的“悬疑”情节和“解密”焦点。比如《正说清朝十二帝》，比如《品三国》，每一节演讲都选定一个或多个疑案――听学术家们的演讲，仿佛是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正史”的演绎，于是有了足够的戏剧成分。
不得不指出的是，电视演讲的学术家，对“正史”的解析，并不囿于正史上那些资料。事实上，他们演讲的焦点，犹如吸盘，来自正史、野史与民间传说的各种资料都被吸引过来。尽管结论也许正确，人们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得以廓清，而其演说中对各种史料拼贴、佐证和辩驳，让你相信光怪陆离的文学叙事在这里获得了表演的舞台，就像我们在阅读上一世纪80年代一些先锋文学家的小说，阅读等于是在完成对无限可能的发现。当然，不像学术家心心念之于正确的结论，先锋小说更关心过程而已。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年代，重新认识历史无疑是一种进步，也是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生活的重要基础。但是，成为风尚、尤其是突出快感过程的“说史”，究竟是借助文学将历史娱乐化，还是真的在廓清历史？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说史”，又能告诉你怎样的历史？
将“古为今用”确定为选题原则，在严谨的研究者或靠想象力吃饭的文学家那里，是通常的事情。当然，比起那些纯粹娱乐化的“戏说”，“古为今用”正经八百是一大进步。但是，"古为今用"的主旨在今日的“说史”风尚中英姿挺拔，则让人担忧。《品三国》结合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在滔滔不绝的讲述中，突出的是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现实伦理和功利性选择。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用剧本初创者二月河的话来说，极力突出这位“人杰”的“诚义智勇”，从而给当代的商人树立一部教科书。但这样的立意，似乎总是事与愿违。《红顶商人胡雪岩》让当代商人乃至寻常百姓关注的还是其“成功”――那种智慧百端的官商勾结！其他的如《乔家大院》，如电影《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等，总是将现代人功利性的欲望或者逗笑娱乐的消遣情调，充塞进本来的历史。“说史”风尚下展现的这些历史，在“古为今用”主题下，在对文学化手段的借用下，被描摹得太过相似！
其实，如《历史学家》、《达芬奇密码》这些真正使用文学手法去探索历史线索的作品，无论对我们的历史类学术演讲或者历史文学创作，都有很好的启示。我们的作品，总是花费大量笔墨或口舌去介绍遥远年代的风貌习俗，表面看似乎在煞费苦心地“再造历史场景”。但是，一到主旨的披露和情感的展示，现代人那张充满欲望的脸就闪了出来。它们来的倒是干脆，直接从现代人那里切入，从现代人发现的史料那里开始历史的探索之旅：由史料做指引，一连串的史料呈现出历史迷雾之下的另一条线索。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中一直流淌的另一条河流，而且是不为人知的触目惊心的河流。区别于我们假模假式的“历史场景”再造，它们并不营造古代的氛围，而是“逆向”开始、由古追今，点点追踪，逐步解密，把知识性和人文性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与此相比，我们流行的“说史”潮，则早已让娱乐与功利带走了清净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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