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威廉・亚当斯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后，我似乎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不太重视人类学的原因了，尽管关于西学的引进，如今已近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追本溯源，人类学自起源始
然而时过境迁，试图以西方文明影响全世界的人们，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似乎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在进步论生根的土地上，同样孕育着与之相反的一类理论，即原始论（或说退化论）。与进步论代言人罗伯特・尼斯贝特认为的“所有的西方知识都最终依赖于一种视进步为必然的天生的理论”不同，迈克尔・贝尔观察到“文明人对返回到原始或前文明社会的渴求看起来如同文明能力对自我反思的渴求一样古老……几乎每一通向被普遍认作是渐增的复杂或进步都伴随着对人们整个文明事业的担忧。”
退化论抬头的社会背景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退败同样影响到了人类学对“他者”研究的进展，接踵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迫使研究关注的焦点从猎奇转入反思。传统观念认为，孩童时期要比成年时期快乐，因为他们没有成年后的复杂与压力，这就比较容易理解《菊与刀》的作者为什么从孩子着手开始自己的研究了。而且，西方人经过深入了解之后，发现这些原始的他者一点都不简单，他们不仅纷纷政治独立，甚至开始了民族文化复兴。但从书中给出的提示，还可能存在的一种解释是，因为绝大多数人类学者和其他人类群体或个体一样随着流行意识形态之风飘来飘去，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支点，那么，产生于跷跷板一头的理论，势必需要有另一头的理论来与之平衡，以便给“道德难题”找到一个出口。
威廉・亚当斯写作该书的目的，由此看来似乎也已明了：通过对人类学历年历代所仰仗的理论进行梳理，力求一步步从跷跷板的两头，趋近这门学科所真正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于是，从美国的“印第安学”到德国理想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功利主义，从哲学社会主义到结构主义，乃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大概读者曾经在别的文献上所熟知的字眼，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而最终，他将人类学落脚为自己的阐释：“人类学就是他者的自然史，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随即，他又补充道，“然而这样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文明和时代排除在这个对自然之人的研究之外了，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能真正认识自己。我们的都市文明已使我们与自然的直接关联脱离得太远了。”于是，看上去，我们随着亚当斯的脚步，走过遥远的路途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他终究认为“他者”概念的存在不可避免，他终究将自己的文明划出了研究范围之列；我唯一心存疑惑的地方是，在这个全球化文化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如何能找到没有和自然渐渐脱离关系的纯净的“他者”；而他的同行们已经开始在人类学领域研究全球化文化，Gordon mathews的专著Global Culture;／ Individual Identity在美国也卖得不错，他所选择的研究人群就包括美国的教徒。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我又深深钦佩他的敏感与笃定，之所以要做出近似画地为牢的定义，在于他绕不过自己眼前的“道德难题”（可能在其他人类学者眼前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他者这个概念只有在于自我相对应的时候才有意义，而那就意味着它不可能避免的带有主观性”，无论是比较还是解释，说原始还是进步，都需要一个参照物或标杆才能判断。而亚当斯想做到，“人类学是将他者当作动物一样来研究，也正是这个研究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作为观察者会有优越感以及我们不愿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
可能，人类学本身就是一门两难的学问，对于“人”的研究，近乎是拽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无论借用何种理论或者哲学观念，它都脱不开时代的、历史的，甚至它的研究领域：政治的、制度的影响。如是看，人类学似乎又是最贴近于“人”本身的写照了。
《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威廉・亚当斯著，黄剑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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