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语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而这种变动折射出个体与社会的变动，语言在完成交际的同时，还承担着保存种种附丽于私人言语的丰富信息。语言所能给予的远远比我们能够想像的还要多得多。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语音学教授乔纳森・哈林顿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即位以来的每个圣诞致辞进行了技术分析，发现了一些典型的元音变化，thet men in the bleck het逐渐变为that man in the black hat，发音变化最大的阶段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本来语言学可以只发现并描写这种变化，不去解释其背后的意味。但事实上，女王的口音是从贵族化的牛津腔变得更接近平民化的伦敦腔。历史学家兼王室自传作家罗斯提供了一些相关证据，他两三年前与女王一起喝茶时，女王提到自己的孙辈有了伦敦口音，“当时我以为他是说菲利普亲王家的孩子”，但后来她说安妮公主与爱德华王子也是如此。去年，女王在一次私人聚会上也曾对来宾说，“我所有的孙辈都说伦敦英语了”。语言学完成了他的任务，剩余的阐释与猜想可以交给社会学。常规的解释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不同口音是英国不同社会阶层的标志，而70年代以后，这种差异已随着社会改革而变得不那么明显。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的经典论文《纽约城英语的社会分层》经过语言变异调查论证出是否在类似fourth这样的单词中发出r音是上层与下层的区别，同时，下层为了向上中层靠拢，往往会过度地发这个音。更重要的是，这些区别并非刻意模仿，发音习惯看起来非常地趋炎附势。依据拉波夫的观点，女王下意识的口音变化似乎也可以看作庶民的胜利。
语言分析技术除了应用于炙手可热的IT领域，詹姆斯・菲茨杰拉德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刑侦专家也将之视为利器。他经过多年来对无数份匿名文字材料的分析和辨认后认为，没有哪两个人使用语言的方式会完全相同。曾与菲茨杰拉德合作侦破过“大学炸弹客案”的语言学家唐・福斯特形象地表述道：“人类是自己语言的俘虏，因此对一段文字进行科学分析后，能够得到的信息也许跟指纹或DNA鉴定得到的信息一样清晰明了。”人们都相信，语言中隐藏着很多秘密，到今天，语言学几乎可以与所有学科交叉，然而，无论如何交叉，语言观都是绕不开的原点。究竟把语言看作自在之物，还是内省之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在人们试图把语言研究导入各种应用领域的同时，源自本体的困惑同样也进入到了这些地方。女王的口音为什么会变？每个人的言语表达方式为什么会不同？我们似乎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似乎又远远不够。
我们很容易理解语言是人们的一种约定，通过约定把音与义建立起联系，然后进行交际与表达，此即索绪尔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国内任何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都能找到《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这段话；但语言起源问题自19世纪中叶由巴黎语言学会明文规定不接受该方向论文以来已潜移默化地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禁区”，这使得诸多的猜想成为一些虚无飘渺的传说，还不如直接把语言看作是上天赋予现代人类的最珍贵的财富，毕竟在我们每个人出生之前，语言便已存在，甚至在人之为人之前，语言的可能性便已存在。然而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语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而这种变动折射出个体与社会的变动，语言在完成交际的同时，还承担着保存种种附丽于私人言语的丰富信息。语言所能给予的远远比我们能够想像的还要多得多。面对语言，我们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描写还是解释，观察还是干预，似乎都大有可为。但种种迹象表明，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言语分析技术，在凸显语言工具性的同时，却让我们在其犀利的运用过程中逐渐迷失方向。语言学家们似乎始终在约定俗成与先验的语言观中徘徊，语言存在于人之中，又独立于人之外。语言与人互为工具，女王改变了口音，口音也改变了女王的社会意识，这并非绕口令，每一个人说出的每一句话并不永恒存在，但创造语言的力量却贯穿始终。我们只是习惯于把语言看作自己的工具，也许还不习惯把自己当作语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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