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其《海权决定历史论》中提出了“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的类似主张。这说明了有史以来海洋在有些国家和有些人心目中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翻开历史，确实如此。15世纪末
中国历史的研究，从来都是以大陆或陆地为中心的，用这种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很自然，至少在近代以前可以这样说。但时至今日，只有这个角度已远远不够，必须辅以海洋视角，才足以了解中国文明的面貌，诠释世界文明的变迁。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学生、台湾学者陈国栋的《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解读中国历史的海洋视角。该书在时间上以清代前期的17、18世纪为重心，往前追溯至宋朝，向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夕，时间跨度约一千年。所谓海洋中国，用学者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包括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向海岛、海外的发展。”该书亦把大部分笔墨用在对我国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对外交往、对外贸易的评介上面。但我们从书中领略出的却是，海洋中国虽然有过鼎盛时期，却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在鸦片战争前越来越走向式微，终致后来沦落为任欧洲列强宰割的“鱼肉”。
事实上，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该书所述的“注辇、三佛齐与中国之间的船运和贸易”，就显示出当时中国船的航程之远已到达南印度西海岸的故临港。明朝1405-1433年的二十余年间，郑和率领由两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对于这个历来颇受关注和评论的事件，作者另辟蹊径，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目的是促使海外邦国前来朝贡，同时带来中国所没有的商品，满足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朝贡体制”的弊端和逐渐没落。
可以说，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严重受挫的标识性事件。1433年，明宣宗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海上民间贸易再也没有达到过宋元时期的高峰。清朝初期，海禁的实施与废止着实让东南沿海的居民无所适从，也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无法正常开展。大量的商人成了农民和渔民，久而久之，生疏了商业技巧，荒废了商业才能，丧失了商人所具有的“扩张性”。这种对民性的影响，养成一味讲理、收敛、求安的习惯，由此导出的困局后患巨大。可以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思想的深刻影响及明清政府的极端专制统治所致。
同期的欧洲流行的却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唯一的财富，聚敛惟恐不多。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欧洲各国政府无不鼓励本国商人发展海外贸易，为本国赚回更多的金银、珠宝，为此必然引起对海上霸权的争夺，以致海战不断。荷兰人开发了近代欧洲的航海业，曾有一段时期垄断海上航线，其他国家不能染指。但西班牙人把它打垮了。可西班牙并未永久取得海上霸权，在1588年的加莱海战中，英国海军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英国人攫走了海权，垄断了贸易。这些过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一书中就有所体现：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取代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他外国公司，在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市场上成了“主宰”，海洋中国渐失其原有的实力和魅力。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国家，这个判断是很谨慎且务实的，他没有否定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但这种海洋文化根植于中国人淡漠的海洋意识，是难以发挥积极作用的。所以提升中国人的现代海洋意识尤为重要，而阅读此书、了解海洋中国的片断历史无疑也会起到警示作用。
《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陈国栋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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