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人文学界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范本）、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论逐步退出学术的中心地位；与此相应的，多元文化的观点越来越受到肯定。随着萨义德的《东方学》等书的译介，这一思潮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其直接和有益的结
将中国文化与别国的文化进行平行的比较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静止的平行比较搞不好会显得机械、牵强，缺少说服力。而如果能将比较放入历史的语境中，则不仅可以使比较具有更为具体的内容，也往往能使人以“后见之明”得出对于今天和将来都很有价值的结论。刘耘华博士的近著《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一书就是这样一部从概念和思想切入历史的学术力作。
基督教进入中国并和儒家思想发生碰撞是近世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国内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根据法国学者费赖之的统计，明清之际百余年间仅来华的耶稣会士或著或译的中文著作就有450种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大多刻于明末，对中国上层知识分子来说，这数百种书籍和其中所含之信仰所生的力量咄咄逼人，在17世纪结束前俨然已构成了某种文化威胁，正如当时一位士人所言：“天主设教何妄怪，著书直欲欺愚昧。”（万斯同《明乐府》）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以宣扬天主教义为终极目标的著作往往以“补儒”的面目出现，不同程度地与儒家思想发生种种联系。刘博士的大著正是抓住了这样一种联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纵深拓展，展示思想史上一场空前激烈却不太为人所知的交锋。为了更好地说明此次交锋的复杂性，作者采取了点面结合的方法，在该书的主体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选取了儒学中的若干范畴（太极、理、性、仁'爱、孝'敬、天命、君子、圣人）、三个重要的儒学命题（万物一体、精气为魂、气化流行）以及三部传教著述（白晋的《古今敬天鉴》、马约瑟的《儒教实义》、利安当的《天儒印》）作为个案，全面而具体地检讨了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应用与诠释的基本特点，作者搜集的材料非常充分，与前贤相比，所讨论的范围更广，层次也更深。
作者认为，正是通过对上述范畴、命题的诠释，传教士一方面使天学与儒学得以衔接，而另一方面由于其宗教立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儒学范畴与命题内涵的改变，其表现被作者概括为三种情形：一是“增加”，如“天”、“上帝”被赋予三位一体、全知全能、降生救赎等“超性”含义；二是“减少”，如太极、心、性、理的本体与本原的蕴涵一概被褫夺、否定；三是“中心转移”，如仁，原来是人际关系的伦理总纲，经传教士诠释之后，被代之以天（主）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再如谦，原来仅是诸德之一，经传教士诠释之后，成为基督徒的根本德行。该书在这几章探讨了上述内涵改变所必然伴随的对儒学原有义蕴的“悬隔”、“重描”、“淡化”、“曲解”等误读式处置现象，精彩纷呈，启人深思。
拜读刘著后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在两种文化（特别是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时候，误读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解说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乃是人之常情，也是文化交流史上常有的现象。比如佛教进入中国就曾经历过一个“格义佛学”的阶段，那是在耶稣会士来华前一千年的六朝时代，当时老庄哲学的变种―――玄学盛行，以老庄为媒介来理解佛经成为一种时髦，“格义”之法大行其道。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对所谓“格义”作过极好的剖析和说明：“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辟途径。名辞多独有含义，往往为他族人民所不易了解。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及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于二族思想固有相同处。因乃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此晋初所以有格义方法之兴起也。迨文化灌输既甚久，了悟更深，于是审知外来思想自有其源流曲折，遂了然其毕竟有异，此自道安、罗什以后格义之所由废弃也。”
明清之际传教士对儒学的解读或者也可以称为一种“格义儒学”，充满了误读，但如果我们不以今天的“文明对话”的高标准来要求古人，我觉得其中还是不乏一些片面的深刻之处。如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直是中国人处理家庭关系的一条铁律，但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当性。利玛窦则发前人所未发，指出孟子的说法实际是对孔子孝道的一个误解，因为孔子从来没有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正如利玛窦所说：“孔子以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以比干为殷三仁之一。既称三子曰仁、曰贤，必信其德皆全而无缺矣，然三人咸无后也，则孟氏以为不孝，孔氏以为仁，且不相戾乎？是故吾谓以无后为不孝，断非中国先进之旨。”孟子与孔子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照着讲”，在不少地方可以说是“接着讲”：利玛窦的看法自有其根据，并且发人深思。
其实“格义”不仅是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特点，也是1840年后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特点，当然时代毕竟发展了，新教传教士对儒学的认识更为深入了，但仍然不能避免“格义”的成分，这就像道安、鸠摩罗什虽然认识到格义的问题，但却并没有彻底抛弃比附的思路。当再次面对与基督教文化迥异的儒家文化时，新教传教士也同样做出了各种解读，如“中学西源说”（艾约瑟）、“救世教成全儒教说”（安保罗）、“中西并重说”（林乐知）等等，这些学说有些已在利玛窦等人的著作中初现端倪，有些则是面对新的环境做出的新的诠释。关于新教传教士与儒学的关系，国内的研究更为罕见，但无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刘著为这一课题（特别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近的范例，如果我们能够依照同样的思路继续往下做，我们一定能对近四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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