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学着做一个思想的弄潮儿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社会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

主要著述

近著有《我们的时代》（与姚洋韩毓海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误导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西部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与崔之元合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与地球重新签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采访手记

国新书吧里的阳光温暖和煦，柔柔的音乐伴着咖啡的浓香，丝丝缕缕让人倦怠。听说《读书》人都喜欢喝咖啡，还听说黄平常在这里与他的朋友和学生聊天。

想象中的黄平应该是颇敏锐的，甚至带些锋芒，至少他的书如是表露。因此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再做些准备也好。没想到黄平也提前到了，我们几乎前后脚。

黄平个子不高，四川人的体格，嗓门却不小，喜欢侧身坐在沙发上，目光缥缈地应对问题。他的语言丰富，词汇层出不穷，而且特别善于搭配词语制造出颇有深意的感言，而穿插在对话中的知识点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黄平非常健谈，总共80分钟的采访里，他一人恐怕就用去了75分钟，剩下5分钟里还有1分钟是见面寒暄。不过还好，他似乎知道你要问什么，往往不等你发问便已滔滔不绝地回答了。

被称为“黑马”的所长

今年7月份，黄平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消息一出，社科院的BBS上马上贴出黄平的履历，并称其为“黑马所长”。这位一向活跃在中国基层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到美国所就任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据说，黄平上任非常低调，就连全所大会也没有召开。而“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样的套路，黄平觉得这样的举措并不适合学术研究单位,他是一把火也没有点。“作为一个学术单位，这样的行为未必妥当。因为学术机构不需要立竿见影的轰动效应，学术则更重于知识积累和思想切磋。”

那么学术背景的落差呢？

针对这样的质疑，黄平一上来就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美国所的前任皆非等闲之辈，传说中的后备人选也各有超人之长。我虽有一点在中国社会基层做研究的经历，对来美国所做研究是不是也能派上用场？当然，事实上，我们研究国外的目的，正是希望用国外的经验来对国内发展找到某种参照，起到一点借鉴的作用。而且,如果多少有一点‘知己’的背景，对于‘知彼’也许多少会有一点点帮助？”“从本质上说，知识应该是互通的，学术研究更需要形成互动。所谓‘21世纪中国发展道路’，除了我们怎样处理自己的三农、就业、养老这些内部问题外，一个特别不能忽略的问题是中国怎样确定在世界上的位置,其中不可避免的就是怎样处理中美关系。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总是非常有限的，我个人就更是微不足道，但是‘中国问题’与‘美国研究’之间其实并没有听起来那么遥远。”

另外，黄平还提到，他在1980年代其实是对中国与西方这个话题特别有兴趣，所以在国外几年做的是“知识分子研究”。即使后来研究中国基层的社会问题，一直也比较注意借鉴16-18世纪以来西方的经验和教训，比较关注中西方的异同。他说自己受过几年西方的所谓“正规训练”，包括在英国几年留学的经验和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教授社会学的经历，他现在也在一些主要的国际（包括美国的）社会科学学术机构里兼职。他认为社会学本身发源于西方，今天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发达的地方应该是在美国。“而在我们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纬度和方法恰好是非常需要的。也许，社会学的方法能对美国研究有点用处？或者至少，我所认识的美国的很多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对我们认识美国会有帮助？”

“但老实说，我到美国所来做研究,对很多人来说恐怕是太出人意外了，我自己以前也没有想过，不过在心理上却没有感到有多大不适应。但这毕竟是研究领域的变化，即使是在自己非常熟悉的领域，研究者也必须谨言慎行，何况到了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就更要虚心向美国研究的前辈和同行多多求教。”

“奢侈”的留学生涯

黄平出生“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曾在农村插队，后到一家工厂做水泥匠。

1977年高考恢复后，黄平报考了四川大学哲学系。当时很多人还是觉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在中学数学物理都很好，高考后偶然碰见自己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她还断定我肯定报的不是物理系就是数学系。”但是黄平选择的第一志愿似乎有点出人意料。黄平说，不只是文革和后来在农村工厂自己乱看过一些哲学书籍，觉得它挺有兴趣，而且国家似乎也特需要哲学。“文革结束了，思想解放，那哲学要先行啊。”

大学还没毕业，黄平就开始转而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社会学在当时是一门很新的学科，直到1979年才由邓小平提出要恢复，在全国高校中最早引入此专业的就是南开大学。”1985年，黄平考取南开大学的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两年之后，黄平又考取了第一届中英友好奖学金，前往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

黄平自称在英国几年留学是“很奢侈的”。“因为有奖学金，我不用去打工；我一开始就在学校的宿舍里住，虽然比较贵，但又节省了那些花在交通和做饭上的时间，而且我从读博士到博士后的几年时间里，居然从来没有回国探亲，这又省出不少时间；最重要的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几乎每周都有重量级的学者来做学术讲座，这不是奢侈吗？”

1992年黄平学成回国，原本是想打算继续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做研究，但是当时社科院的一位前辈学者建议他暂时把自己的专业兴趣放一放，应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去看看实际的变化。“他认为在我出国的5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特别表现在基层和农村。‘不管你的兴趣是什么，应该先熟悉中国社会的实际变迁’。而这“熟悉”又谈何容易，中国如此辽阔，南北东西差距如此巨大，何况认识自己本来就是最难的。十几年下来，也不过知道了一点皮毛而已。”

《读书》的从善如流

1996年，《读书》的老主编退休。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找到汪晖，希望他接任《读书》的执行主编。接着汪晖因为要出国一年，又找到了黄平。他当时想也就是做一年吧，谁知道一做就是10年。这10年，中国是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读书》也发生了变化。

黄平认为，今天《读书》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并不能说是刻意造就的，这种变化更多地是时代变化的产物。“我们编者、作者和读者都身处时代的变迁之中，并且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反映这个时代。如果说80年代《读书》的风格更重思想，那也是时代使然。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社会各界都呼唤着解放思想，知识界各种新的思潮也在产生和碰撞，青年学生更是如饥似渴。所以《读书》在那个时候客观上反映了这种变化和需求，哪怕创办《读书》的老一辈人未必想把它办成那样。所以《读书》在那个时代的风格也是因时代需要而形成的。”“今天的《读书》，在信息量、知识量和宽容性或包容性上并不比当年少，只是今天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手段越来越丰富，《读书》不再可能是一枝独秀了。至于说到文风，其实1980年代就有了，那个时候不那么突出，一方面因为老一辈学者还健在，他们不只学问好，文字功夫也炉火纯青，其中许多前辈热心为《读书》写稿，另一方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外来的知识很饥渴，而不大注意文字问题，连翻译本《存在与虚无》都发行了几十万，《存在与时间》也少不了。而今天，不只是《读书》，整个学术杂志书籍里随处可见晦涩、拗口甚至不通的情况，不只是因为驾御语言能力很高的老一辈作者们纷纷远去，而且现在从基础教育起在语言文字上下的功夫就不断让位于技术和外语，甚至也可以说我们的汉语写作面临着危机，这的确是需要大家都来严肃对待的。”

黄平本人的文字是很好的，这一点从他多年来留在《读书》“编辑手记”和他出书著文的笔墨中就不难看出，常常是出语惊人，让人阅而不忘。他90年代不经意写的一篇散文，还被收入了《现代汉语高级教程》，特别是最近会同另外两位学者――经济学家姚洋、文化批评家韩毓海共同出版的《我们的时代》一书，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这样的交叉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一次学者的回顾和梳理，文字也很顺畅。他笑言“那就是在这国新书吧里谈成的，我们一共谈了三四次吧，就已经400多页了”。

相反，黄平在上世纪80年代却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他原来一直信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做学生时前辈学者教导的：多读、多想、少写、别发表。“因为很多东西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写出来连自己都不满意，发表它们干什么？随便发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直到最近这几年，我才越来越觉得，即使自己的见解很不成熟，但如果问题本身是重要的，就应该敢于把一孔之见拿出来讨论，让人批评。《读书》里发的一些文章之所以引起争议，也是有这个考虑。学术和思想都需要百家争鸣，一篇文章发出来没有争论反倒不好。”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义为落伍者，因此要“赶超”，要“接轨”。“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我们自己也成了西方化的非西方人，这有时候是很尴尬的。这不是简单地要不要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成为具有文化自主性的思想者、阐释者、批判者和守护者。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中国全面小康了，人均收入和GDP指标达到中等水平了，但是我们不能只在物质层面上做得不错，而在精神层面上没有一套自己的叙述。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真正挑战。”

“知识分子都深陷于历史变迁的洪流之中，要么学着做个弄潮儿，要么被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