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散文真是越来越难写了，从上世纪90年代“新散文”勃兴以来，到今天，十五六年过去了，好戏一台又一台：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各种现代派、后现代；从茶余饭后的小散文――文化大散文――学者散文――书斋随笔――历史大散文；从语言――结构――题材――内容――创新笔法；从古代散文――现
试想，这么广泛的才华横溢的作者，这么深入的波澜壮阔的“新散文运动”，难道还会有什么高人和佳作遗世吗？
所以，在检点2006年散文创作的时候，一个问题就跳出来拷问我们了：今天，还能有好散文出现吗？还会有什么散文能打动我们？
传统散文仍有佳作出现
是的，还有。
2006年我个人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散文，是蒋亢祖的长篇纪实散文《留在地狱入口的记忆》(原发《北京文学》2006年第2期)。蒋乃文学界之外人士，现供职于某企业杂志，该文亦非“散文”意义上的写作，而是记述自己刻骨铭心的一段生命历程。
正是意气风发干工作的大好年华，突然被查出患了恶性脑瘤，医生宣布生命期最多不超过两年!你想，这灭顶一般的打击倘若落到你头上，你会怎样？
于是，当然和常人一样，蒋亢祖完完全全地懵了，人立刻被划到异界，心被彻底掏空，生命之路上一片黑寂，个人和家庭的天都塌了!可是蒋又和常人不一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起摇摇欲坠的青天，坚强的意志信念燃烧起熊熊的生命之火。最可贵的，是他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突飞猛进的、能创造奇迹的高科技时代，他选择了最好的武器――科学、理性，与中国最好的医生一起，利用强大的电子医学信息和新技术，从容面对癌魔，理性地将它的魔爪一个个斩掉，直至将其击败。而且，蒋亢祖还在他的治疗过程中，用自己的生命之火和理性的科学思维，照亮和温暖了身边的癌友们。终于，他成为胜利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成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普通生命中的英雄。
我在蒋亢祖这篇长达4万字的散文中看到了新的因素，或者说这就是其最打动我的地方，即一个现代高素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生命新元素。当我在阅读中，一再地被作者的某些高超的段落深深折服时，心中竟涌起了这样的念头：真不愧为男子汉，真想不到现在还有这么棒(出色)的男人!
从写作的技巧来看，这篇散文的语言属于传统笔法，除了那些最新的科技和医学名词，全篇几乎找不到时髦新词。据蒋自己介绍，他以前写过小说，后因工作繁忙而放弃了文学创作。由此，我明白了此文的文学内质：这是一篇作者用生命写就的文学佳品，有积累，有功力，基础深厚而又不随波逐流。
类似这样的传统型佳作，2006年也还读到几篇：
池莉的《熬至滴水成珠》亦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灵。这篇初看题目有点“涩”的万字长文，也是拿生命换来的――作者，一个迈入50岁门槛的著名女作家，前半生走得辛苦、坎坷、艰难备至、心力交瘁，因为她失去了爱情，丧失了生存的精神寄托；更因为她还寄希望于爱情，相信爱情，不肯放弃对于爱情的苦苦追寻。在多年不懈的追寻之后，苍天终于向她绽开了笑脸，于是，她双手合十，用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历程作为回报。这是池莉与上天的毫无遮掩的对话，里面盛满了真诚和虔诚，点点滴滴，春风化雨，入肌入理，大彻大悟。读着这样动人的灵魂的诉说，与池莉同一质量的人，也都会转身去回眸自己的脚迹，重新思考有关这个世界的生存、质量、意义以及真善美与假丑恶。
熊召政的《读了明朝不明白》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于史实的缝隙中烛照古今，以小见大，以大观小，思考国势、国运、国威、国盛、国亡的种种道理，试图从中寻求出历史的规律，给今人以智慧的启迪。其中关于帝王――精英――百姓的精妙之论，是这样论述的：
“一个人的精气储于肾囊，一个国家的精气则蓄于精英。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引擎。读者或许要问：“你这么说，把苍生百姓置于何处？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话是这样说，但民心的落实，还得靠精英做他们的代言人。皇帝――精英――百姓，这三者若能有机地统一，则国家稳定，社会和谐。……毋庸讳言，当今之世精英的含义已经恶俗化，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视为社会精英，而广泛受到追捧。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势群体）并不买他们的账，因为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我之所以将精英比之于贤人，是因为古代的贤人，其地位仅次于圣人。圣人是指出人类生活方向的人，贤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圣人书写人类的历史，贤人书写社会的历史。所以说，贤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这些议论，是熊召政多年研究明史而得出的结论，在其写作获茅奖长篇小说《张居正》时就有所思考，而今在这篇散文中水银泻地，真是给人警醒，让人掩卷深思不已。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级飞行员宁明的散文《大海有多高》，从读者非常陌生的特技飞行领域，给人带来了新鲜感。飞行技术我们大家虽然都不懂，那些专用名词虽然有点让人头晕，但读到后来，我们则完全明白了：在这个世界的任何领域、任何工作、任何事情上，生命的面对都是一样严肃、庄重、有尊严的。不付出呕心沥血的努力，不知敬畏而显露轻狂、炫耀、玩花活儿，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
其他：读李国文的《话说门子》，一边读一边击节，为国文老师活画出这类小人嘴脸的幽默、智慧与深刻，也为“小人”的无耻和他们对善良、公平、正义的欺凌和伤害。读刘汉俊的《晋商天下》和赵焰的《漫漫徽商路》，对中国的商业发展，商业对传统文化的借势、传承与弘扬，还有对商人们荜路蓝缕的开拓创业，有了重新的认识和估量。读周泽雄充满才气和学识的《漫议文人的尴尬》，对他言说当代文人的角度之刁、见解之独到与犀利，不由得会心一笑。
“新新散文”生成一株新树
2006年的散文风景，还有另外一片十分炫目的天空，这就是“新新散文”。所谓“新新散文”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这是在“新散文”的概念之后派生出来的――如果说“新散文”是专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勃兴繁荣的散文创作，那么现在的“新新散文”，可说是与“新散文”有了性质差别的新品种。准确地说，“新新散文”已经不是“新散文”大树上的枝叶，而是从它的根系上分药生长、破土而出的另一株新树。
这株新树的树冠、树形、树干、树皮、树枝、树叶都有了它自己全新的编码，和老树的不同一望而知。它的作者多是“70后”一代新知识分子，学历基本在大学以上，因而普遍拥有聪明的头脑、出众的才华、丰富的知识、快捷的信息、良好的教养、优雅的气质，以及相对优裕的生活条件。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见，他们的散文是文化含量和文学含量都很高的作品。
“新新散文”的本质是追求回到散文的文学性，因而文章都相当讲究艺术性。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语言，一读就和它的前辈们拉开了距离，其行文特点是优美、机智、绵密、急促、洋洋洒洒，不喜欢按规矩出牌，时而还能看到外国文学的强大暗示与影响。有些文章写得非常漂亮，真所谓“一根咸菜也能烧出山珍海味”。特别是在这个队伍中，有相当一批作者是从诗人转化过来的，由于诗歌对语言的要求更典雅更精粹，这些训练有素的诗人来到散文的领域，发现天更阔地更宽，更有利于他们把自己的语言优势发挥到极致。因而他们骄傲地对文坛说，“凡是诗人都会写散文”，这主要也是依仗着语言的强大实力。
2006年“新新散文”的重大事件是《美文》杂志在初夏时推出了“五月扩大号”，可说是一次重大亮相。作者阵容强大，从北到南，从中国到外国，有几位是名家，更多的是新鲜的面孔。有几篇文章写得相当好，如影随风，如摇如曳，如梦似幻，尽显才华。比如傅菲的《吹过饶北河上的风》，几乎是以来自天界之外的叙述语言，附着在吹过饶北河上的风之翼上，缓缓地讲述着他家乡的这条河，和河两岸的人、事、人情、事情与乡情。和其他着重讲故事的乡情散文不同的是，本文把语言的张力发挥到界河的最宽度，一个个长句子像刀兵一样绵绵密密涌来，从容不迫而又急腔快板，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到饶北河的历史深处。唐兴顺的《欲明真相》也不讲故事，甚至连事件、细节也没有，只完完全全是一己意识的流动，对上帝、对人心、对身体、对子女、对朋友、对权力……展开了踽踽独行的思索，然后把心得集结于此。江少宾的《记者手记》把白天记录下来的新闻事件收拢到夜晚的文学诊所里，把冷冰冰的事件还原为温暖的有关人灵魂的探究，力图洞宽五色杂陈的世相窗口，把社会研究得更明白一些。还有钱红莉的《花事四题》，以女孩子的精致心情观察和记述花事之精致，更由此吟咏出如花儿一样的个体心情，女性散文的细腻晶莹跃然纸上。
其他，“新新散文”的代表性人物周晓枫、格致、方希等也都有此类文章发表。至于她们的行进步子是否过暴(“暴走”的“暴”)、态度是否过疾、行文是否过烈――好比2006年吵得最凶的伊拉克局势，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穆斯林世界，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和主张，只能任各自“主张”下去了。
不过，“新新散文”读得多了，也的确发生了阅读障碍：当大家的语言风格都彼此相像的话，读三篇五篇，你会呼“精彩”；读七篇八篇，你会觉得有点沉闷；读十篇以上，你真的就只能一目十行地跳读了。当你命令自己勉强往下读，你会觉得心里似乎发空――是的，语言、见解、学识、突破、探索……这些散文的美好因素都在，可是你独独缺乏被重重一击的那种打动。
你渴望着被重重击打。此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回忆自己从前读过的好散文，并努力思索它们打动你的节点在哪里？
散文是最能“索要”的一种文体
这其实又回到了文学那个亘古的老问题：是“文以载道”，还是“文以载文”？
“时运交移，质文互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早就揭示出这一历史现象。是重“质”还是重“文”，其文风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大凡战乱时代、革命时代，文学就是“经国之大业”；而和平时期、生活稳定安逸时期，文学也就趋向了“铺翠冠儿，拈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我们现在刚好处在商业飞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历史时期。文艺不必再拿来作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因而就具有了“百花齐放”的空间，其多元化、个性化、本真化、标新立异、求异存同、大异小同……的局面，是文学良性发展的显现，当然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时期。
但毕竟“文学是一种导人向善的工具”(19世纪美国诗人朗费罗语)，无论如何，思想都应该是第一位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说过：“如果任何人想写出清楚的文章形式，让他的思想先清楚一番。”
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一个作者是否可贵及需要，唯一的衡量，是他有没有向我们表露他的灵魂的内在激动。”
爱默生的话说得更直接些：“仅是天才不能成为作家，因为书的背后极需要作家的人格。”
这些大师的经典论断，我以为并没有过时，依然是我们文学航道上的灯塔――时时加以重温，能照亮我们的心灵。
散文这种文学体裁，也许是文学诸种形式中最能“索要”的一种，它“要”的不是轻飘飘的形而下的(物质的)抒写，而是作者用心血、用困境、用蹉跎的生命历程所换来的――沉甸甸的感悟、厚重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没有刻骨铭心，没有脱胎换骨，没有“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升华，上佳的散文是不可能换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仍然坚持“生命写作说”。
两年前，我曾提出应该防止滑落到“技术主义”写作的泥淖之中。读过这两年的散文新作，有时，我忍不住屡屡遐想：若是中国的传统型散文家具有了新新散文家们的横溢才华，或者说才华横溢的新新散文家们具有了上几代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拿生命感悟换来的厚重思想，那我们散文文坛的面貌，将会呈现出怎样的磅礴大气和恢弘气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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