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同志是文学战线上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一位学养丰厚的理论批评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宽厚的长者、温文尔雅的文化人。
荃麟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中学时代，在《中学生》杂志上就读到过他翻译的欧根・雷斯的《阴影与曙光》。战火纷飞的1948年，又从思想进步的同窗好友
第一次有幸见到荃麟，是1952年冬天我跨进全国文协门槛不久。在东总布胡同22号后院楼上周扬主持召开的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上。我和陈淼担任那次会议的记录。荃麟那清癯和蔼的面容，那条分缕析的谈吐，给我留下最初的、难以忘怀的印象。没料到，时隔不久，荃麟来全国文协担任党组书记，并兼任刚刚成立的文协创作委员会主任，和严文井等一起负责筹备召开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的工作。那时，我担任创委会秘书，兼任党组记录，因而也就成了荃麟麾下的一个小兵。我和荃麟之间，虽然还隔着沙汀、张僖、陈淼等好几层，但仍然有很多机会接触荃麟，聆听他的亲切教诲。
创委会成立不久，就筹办会员内部刊物《作家通讯》。荃麟十分重视这本刊物，抱病写了《关于〈作家通讯〉》一文，署名编者，作为发刊词登在1953年6月出版的第1期上。在这篇短文中，他明确地提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作家之间的联系，交流作家创作工作上的经验。”如今，《作家通讯》已出到137期，历经几十年岁月沧桑，人事更迭，但荃麟当初定下的办刊宗旨始终没有变。当时，我和陈淼、刘传坤等担负《作家通讯》的编辑工作。荃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要同作家保持密切联系，在刊物上经常刊载他们的来信，报道他们深入生活的体会和经验，也要报道作家的创作计划及执行情况和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可以使散处各地的作家互相了解，互相讨论，促进他们在创作上竞赛。他还希望刊物上及时报道创作委员会和各创作组组织会员学习、开展作品和创作问题讨论的情况以及全国文协的重要决定和有关文学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计划和情况，使所有会员能经常了解全国文协的工作动态。他特别赞赏在内刊上登载作家来信，当丁玲、巴金、艾芜、曾克等的来信以及沙汀与戈壁舟的通信一发表，他连声称好，并让我们想方设法把作家之间互相讨论创作问题的信件弄到手。他不仅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我们的工作。《作家通讯》第7期刊载了荃麟《关于长诗〈菊花石〉给李季同志的信》。《菊花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先后召开了三次讨论会，荃麟也在会上发了言。后来当他看到李季来信，谈及对讨论会上一些发言的反映，觉得还是有些话要说，于是在百忙中拿起笔来，给李季写了一封文情并茂、长达两千多字的回信。他在信中对《菊花石》的成败得失作了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这不仅给作者李季以启迪和帮助，同时也为作家之间以平等的态度互相探讨创作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
《作家通讯》上刊登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情况，是作协会员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我还清晰地记得，1953年8、9月间，创作委员会小说散文组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讨论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会上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尽一致，有的赞扬它是文学创作的新收获，有的却认为它是概念化的作品。荃麟参加了讨论会，并在第三次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对这部小说的题材、主题、人物刻划、细节描写、结构、语言等方面作了具体的、中肯的分析，既热情称赞了它所取得的成就；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及时把荃麟的发言根据速记记录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请他过目修改后与其他同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一并在《作家通讯》发表，以便让会员对讨论情况有一全面的了解，从中得到启迪。当时荃麟是作协一把手，担子很重，又是带病工作，我们真不忍心再三催促他校阅、修改发言记录稿，但他还是夜以继日挤出时间，赶在刊物发稿前把仔细修改过的稿子送到我们手里。荃麟登在《作家通讯》上的这篇发言已收入1981年出版的《邵荃麟评论选集》，题为《关于〈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今天读来，依然觉得它是一篇说理透辟，有说服力的好文章。由此，我不禁联想到当今的文学批评，是多么需要提倡、发扬一种实事求是的、健康的批评风气啊！对具体作品，长处说长，短处说短，不作无原则地吹捧，更切忌炒作。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要像荃麟同志那样,坚持认真阅读作品；以一个作家、评论家的身份参加作品讨论，以平等的态度同作家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对作品不是简单地、笼统地表示肯定或否定，而是进行深入细致、入情入理的分析，以理服人。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艺术，也才能自自然然地体现出对创作的导引。
荃麟作为文学战线的领军人物，他身上具有很多优良品质、作风，值得后来者学习、发扬。比如，他忘我工作，不遗余力；勤于学习，勤于思考；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亲自动手、亲自动笔的习惯。1954年下半年文坛进入多事之秋，批判《红楼梦研究》、批评、检查《文艺报》、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接踵而至。批判斗争情况和处理意见都要及时向中宣部并中央请示报告。我记得，这些请示报告大多出自荃麟的手笔。我担任党组记录，打印好的文件往往先由我校对一两遍，然后再由荃麟亲自校阅定稿。打字员不熟悉荃麟的笔迹，很多字句辨认不清，常让我呆在打字室帮助排难解惑。当时斗争很紧张，白天开会，荃麟往往开夜车起草报告，尽管他体弱多病，瘦骨嶙峋，但为了赶任务，有时不免通宵达旦地干。他又特别认真细致，一个文件修改两三遍，打印至三稿、四稿，是常有的事。由于校对任务在身，有时我也得深更半夜守候在旁；回绝女朋友的周末约会也习以为常了。回过头来看，在荃麟身旁工作了一两年，身教言教，耳濡目染，对我后来能成为一个尚算称职的秘书，应该说是起了培训作用。也是从那时起，我更加重视学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注意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更加讲究文字的准确、规范。
荃麟对年轻干部的关心、爱护，我是感同身受的。我到全国文协时，刚满21岁，积极肯干，也算有一点工作能力、文字水平，因而很快得到领导的信用。然而好景不常，时隔不久，就被卷入反胡风斗争风暴。我因为所谓“严重泄密”而受到批判、处分。这不能不让我感到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在荃麟等同志面前，一度抬不起头来。前些年，当作协老秘书长张僖读到我在《难忘菡子》一文中，谈及时任创委会副主任的菡子帮我修改请求减轻处分的报告一事，张僖告诉我，当年荃麟曾为你说了话：束沛德从学校出来不久，年轻，没有斗争经验，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好了！尽管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却仍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荃麟关爱年轻人那份暖融融的情意。他是恨铁不成钢啊！
我最后一次听荃麟讲话，是在1957年10月底反右后，作协动员整改的大会上。他说：“十年树人。我们要用革命的精神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员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年轻人要到劳动中去锻炼，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还要有志气，下苦功，多读书，多调查研究。”他的这番蕴含深情期待的话，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坎上。我自觉地、毫不犹豫地响应了党的召唤，报名下放农村劳动。即将下放之前，荃麟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碰见我，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地鼓励我：“下去好好锻炼，将来会成为有用之材！”
下放河北涿鹿、怀来一年半后，我调离作协，到河北工作。从此再也无缘聆听荃麟那轻声细语、情真意切的谈话了。上世纪60年代批判荃麟提出的所谓“中间人物论”后不久，这个人物就从文坛上消失了。
荃麟同志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可是一个不该被文学界、思想文化界遗忘的重量级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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