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马克・史库森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经济?望》等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多家跨国公司的财务顾问。同时我们还要记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这些事实或许可以证明另一个事实：此人是“大款经济学家”。确实，史库森教授对当代经济自
是书对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起源、流变、核心人物、主要观点，甚至其中的人文轶事都有条理清晰和引人入胜的介绍（第2～3章），而对两个学派之间理论的共同之处（第3～4页）和相互较劲的地方（第5～6页）的概括更是一语中的，毫不拖泥带水。更进一步，是书对两个学派各自的优劣短长和可能的走向也有深入浅出、饶有趣味的梳理与评论。概括地说，史库森教授认为，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间的分歧和争斗不具有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性质，而是血脉相连的“两兄弟打架”（第216页），“两兄弟”共同的“祖宗”是亚当・斯密，纯正的“血统”是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兄弟俩”并无区别。
“两兄弟”为什么要打架呢？回答这一问题为是书的重点，所以，作者不惜笔墨，用去了全书十分之七的章节。总的来说，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相互争斗近80年的历史中，主要涉及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两兄弟”相互较劲于意识形态层面，看谁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信仰更坚定和更虔诚（第九章）。第二，两兄弟相争于对具体经济现象如货币、经济周期、1929年经济大危机等的经济学解读上（第5~7章）。第三，“两兄弟”缠斗于经济学方法论层面上（第4章），这是早年英国经验论哲学与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争斗的当代重演，古今之别只是在于由哲学领域转换到了经济学领域。第四，“两兄弟”打斗有着个人性格和恩怨上的原因（第134～137、221～222页）。第五，“两兄弟打架”与各自相对顽固的学科意识密不可分。芝加哥学派执着于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这里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同义，差别只是在于客观性的不同程度上。奥地利学派与此相反，经济学区别于自然科学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一再论说的主题（第27、88～92页，还见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
如上的叙述告诉我们，《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既够专业水准又不失流畅生动，所以是难得一见的好书。起码，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收获。一是增进新知识。我们司空见惯的是经济学学派的介绍，这样的文献可说是汗牛充栋。但是，不同学派之间的比较往往被人所忽略，是书提醒了我们，原来不同学派之间的比较是这样地增进新知和引人入胜。二是使我们对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各自的流变历史有了更上一层楼的感悟，现在的“出镜明星”是几十年磨砺和积累的结果。三是使我们对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有了立体性把握，它当然有自己的历史，除此外，它还有对经济现象各不相同的解读方式、论证方式和表达方式。有余暇的读者可对照阅读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和哈耶克《经济学与知识》两文，以便印证此话不假。
最后，应该提醒读者的是，史库森教授也有“犯傻走神”的地方，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不切实际地神化弗里德曼（第10～11、67、73页）。弗里德曼没有那么神，仅凭他及其弟子与皮诺切特的独裁和民选总统阿连德被逼自杀的干系这一点就可说明问题。二是刻意贬低弗兰克・奈特。他仅凭奈特的片言只语（第54～55页），就说他“放弃了严格的自由放任的信仰”，因此剥夺其芝加哥学派奠基人的地位（第52页），几乎是要把奈特“革除”出芝加哥学派的“教门”，这种因意识形态偏见而无视奈特作为经济学思想大师事实的做法，实在不足取。实际情况是，奈特对“不确定性”的思考及其成果，构成了经济学认识论的精华，只有哈耶克的相关研究才能与之相媲美。三是为奥地利学派走出困境支招儿，如变“要塞”为“城镇”，在《美国经济学评论》等刊物上发文章，参加美国的经济学年会，鼓励学生到常青藤联盟大学继续深造，尤其重要者是用经验检验自己的理论等（第229～232页）。这是诱劝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美国化，具体演化下去，结果或许会是芝加哥学派化。假如情况真是如此，奥地利学派还能是自身吗？由此看来，马克・史库森教授支的是臭招儿，相对于经济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言，千万使不得。我们更乐意见到的是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间的针锋相对和言说有别，实在不希望出现一个貌似学派实则是准芝加哥学派化的“小媳妇”。
《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美］马克・史库森著，杨培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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