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当之无愧的开山人物，在《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文集》）一文中，他曾谈到民国初年，学术界对于当时国内不能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历史、语言，而坐看本国文化资源大量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的现状存在的一种强烈“不满”，但在他看来，“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
在西方现代考古学输入之前，中国传统学术中原有一门性质相近的金石学，但其中绝大多数采集品和传世古物出土地点不明、更无出土状况的详细记录，这直接制约了研究的精确性。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逐步传入和东西方探险考古人员在中国的频频活动，新的考古理念和成就开始触动一些国内学者。因此，李济认为，中国考古事业要开出一片新天地，一方面固然要重视继承传统金石学的长处，另一方面，则必须完全按照现代科学的理念来重构其学科体系。为此，他指出中国现代考古学应当是“融合了中西两个传统的科学事业”（见《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按照这一理念，李济先生在创建和推进现代考古学的过程中，决不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考古学的一套，而是始终十分注意将其与中国考古事业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和完善。据石璋如回忆，李济主持的田野考古，几乎每次都能根据情况变化和经验积累作出调整或创新设制，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方法（见《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同样，对于考古学最基本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等方法，他与梁思永等也不断在实际运用中作了改进和发展（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这些，都对中国考古学形成自己成熟的风格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济博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面以及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为这种判断力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境内古文化遗址极为丰富，但在现代考古学起步之初，选择哪些点作为突破口，实颇费踌躇。李济进入田野考古领地后初试锋芒，之所以选择西阴村史前遗址，一方面是因为对于瑞典人安特生有关中国文化来源的解释不满足，希望从更多的史前遗址寻找出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因为西阴村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虽然规模不大，但所获材料已可证明安特生有关彩陶文化西来的说法很难成立。至于后来对殷墟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及其巨大的收获，更显示出李济和史语所同仁的远见卓识。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必须重视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考古队伍。为此，他主张在各大学设立考古学系，并由国家“设立一个很大的博物院训练些考古人才，奖励科学发掘，并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与此同时，史语所考古组还在田野考古中建立了“多址制”，为人才的成长提供实践条件。当时，考古组已有一些年轻的人才，在能力、技术、经验等方面都堪承担某些考古项目，只是由于职等的关系，按规定尚不能允许单独主持。针对这种情况，考古组便有意多找一些有希望的遗址，或在某些项目下设立子项目让他们去分挑担子（见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这些措施，对于造就年轻一代的考古专家，增强中国考古事业的后劲，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