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的所有作家都对历史表现出了极大兴趣，相反，他们都对90年代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表达了不屑。他们还对历史细节器物感兴趣，对文学内在的本质和技巧感兴趣，总之他们对一切纯粹的东西感兴趣，留恋华夏的朴素，青睐西方的纯粹好物。我们蓦然发现，文人和社会透露着某种信息，一场悄然的文化复兴正在来临。
作家二月河最近更多地在读清人笔记，资料性的书对他来说并不枯燥。因为他一向觉得，如果没有好小说看，还不如看资料。“这几年读小说读得少，我自己对历史、对哲学，对社会人文领域更感兴趣。读清人笔记，受益无穷。比如说有些清史的基本知识过去我不知道。一般人只知道银子的计量是几两几钱几分，现在我知道，两以下可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13位。”二月河历数十多个计量专用名词，认真的语气让人心生敬意。
与二月河有些相似的是著名小说家肖克凡，他也对历史和过去器物例制的微细之处感兴趣：“我现在的读书倾向是看回忆录和传记。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越来越对小说失去自信。我正在读的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几本书，有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以及《徐铸成回忆录》、徐慕云的《梨园外记》、日本人滨田笃郎的《疾病的世界地图》等。这些书扩展了我的经历，虽然自己也很不小了，但自信多活二百年，是什么感觉？”“读这些书有一种大吃一惊的感觉，举个例子，我原来以为国民党是比较接近西方现代文明的政党，但读史后发现，它与世界上所有西方现代国家的政党都不一样，现代民主政党从没有在入党宣誓时要对个人效忠，而国民党从孙中山起却要宣誓效忠总理（总统）。我还发现，中国搞意识形态是从国民党开始的。北洋政府是一个毫无意识形态的政府，军歌都是什么‘常山赵子龙’等，为利益打来打去。而国民党的军队被日本人称为党军，从它开始中国有了意识形态……”
河南作家李矛最近读的是邱吉尔写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南方出版社）：“邱吉尔的文字非常优美华丽。他当过首相，能够站在很高的角度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看世界格局的演变。他对中国二战写的不多，但也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比如他写一些初识蒋介石的交往细节，对蒋评价不高，同时他又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大不列颠走向没落，他没能挽留住。他对二战有很复杂的感情，他说了一句名言：‘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帝国’。他对英国爱之入骨，总想让他的祖国恢复往日的荣耀。无论如何，我很喜欢邱吉尔这样有性格的人，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改革事业中，有这种明智而又坚强的‘有性格的人’，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作品中有这样的形象。某种角度讲，他是英雄，有这样那样缺点的英雄。在犬儒化的金钱腐蚀时代，尤其需要这样的英雄。问题是，还能不能出这样的英雄？”
读史是为了创造
许多作家为了写作而读史。
著名作家陆天明在读一大批跟明史有关的书，为创作《深圳30年》和《中国三部曲》做准备。“写《深圳30年》也罢，写《中国三部曲》也罢，都必须折射中国的历史。我不可能重新深入研究中国五千年历史，但是必须对明清历史有所感觉。应该说，中国的转变是从明清开始的，宋以前中国在世界上非常强大。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对中国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着手《中国三部曲》的写作。”“总结我过去的创作，更多的是从感性出发。这次写《中国三部曲》，必须要有认知的深度，从理性出发。我希望‘三部曲’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是一次自我突破，所以我比较倚重于这几月的读书。”
作家在心灵上向历史靠拢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比如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就说，一个曾经那样打倒孔家店的民族，突然对于丹解读《论语》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说明历史走到了机器化工业时代，却突然发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美好。“我现在最大兴的趣是读史。发现了一些好书，比如正读的《周扬和冯雪峰》（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纪实作品《革命百里洲》（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已经完成的80万字的《牺牲者――太行文革录》（十几家出版社感兴趣谈判），都与我的阅读倾向有关。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史学和文学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两者应结合，这就是纪实。”“过去的历史著作总有一个定论，现在是一种开放的态势，读者可以走进去，参与解释历史。随着参与的加深，认识也加深了。于是历史就有了多种解答。《史记》中司马迁就把读者邀请到解释当中。比如“魏豹叛乱”一节中，就有五种解释，他让读者各选一种。”
赵瑜一向认为，解读历史，就是要从伟人强者的阴影中走出来，把目光投向普通的中国人：“这是一些新好方法，开放性、无结论性、用艺术帮助今人解读历史。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五六十年代，甚至文革的事了，他们只知道一些结论，‘穷’，‘一场浩劫’。我用艺术解读历史就是帮助他们，这是我的责任。”
赵瑜一向对李辉、韩石山、谢泳等人的写作感兴趣，他们就是用艺术帮助人们解读历史。他最近读了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友谊出版公司），谢泳的《胡适还是鲁迅》（工人出版社）等胡适系列。这些对历史的不同解读，就是他欢呼的成就。他还想告诉人们，读书要用减法，不能躲在象牙塔中无尽地读。“你近期一定要有一个研究主体，读有关的，其他闲书就扔一边。”
读史显然是为了创造。赵瑜认为读史对写现实题材也很有帮助。他最近要写一部反映中国中西部文化崛起的书。“你不知道，在矿难频发、环境遭到毁坏的同时，山西在文化上又让人仰慕，不说它的文物量是中南十省的总和，就说它的各种文化涌动：贾樟柯、阿宝、谭晶（著名歌唱家）、乔家大院（引发了无数的文化产品）、平遥国际摄影节（中国最大的摄影节）……与矿难、污染一起在震撼着中国，而要写好这些现象，必须弄懂它下面的文化，读山西人的心史和中国文史。”
小说之美
这次采访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多位作家都对非西方的有伊斯兰背景的作家感兴趣。肖克凡说，他近期仅买了一本小说――阿富汗旅美作家写的《追风筝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家曹文轩也说，他近期主要创作长篇小说，他有一个习惯，越是紧张，越是要读书，要不找不到语感。他喜欢读的也是《追风筝的人》：“我比较喜欢，尽管有人对它有看法，不喜欢它的结尾，但是我认为不一定所有书都要充满失望。那种人性恶的东西得到了消解也是一种方向，不一定都像现代主义那样‘恶来结尾’。”
曹文轩喜欢的另一本伊斯兰文化圈的小说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这部小说必须反复去看，它不是以情节取胜，每一句话都要注意，有些东西对我们搞创作的人有启发。作者认为一个画家最后的境界是眼睛瞎了的时候，他瞎了的时候去画马能画出最好的马。我想我们中国作家的眼睛太亮了，我认为这样非常糟糕，紧盯现实，没有超越，我认为中国作家需要‘瞎子’。”
对于《我的名字叫红》，著名女作家徐小斌也很有心得：“奥尔罕・帕慕克是去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很牛的一个人。我原以为这本书很难读，没想到还很好看。我还有了一个副产品，发现了波斯细密画。前段时间的《华丽的沉默和孤寂的饶舌》（湖南文艺出版社），是我的第一本刻纸集。我看波斯细密画，觉得跟我的刻纸有相同之处。我打算下本小说插图就采用波斯细密画。”
徐小斌看完这本书后觉得中国作家没有涉及更多领域，没有一种文化的关怀，这是跟帕慕克最大的差异。比如帕慕克对细密画的展示非常驾轻就熟，融合在小说里不那么“跳”，“而咱们作家写一些知识就显得那么跳，有一种炫耀感。”
徐小斌最近读的另一套书是《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三大厚本，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她非常偏爱的书。“罗伯・格里耶是实际上的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克洛德・西蒙――他的代表作是《弗兰德公路》，我硬着头皮看不完，许多搞纯文学的人也说看不懂。而格里耶的书我就深得其味。中法文化年的时候，他来华访问，中国作协组织见面，我当面问他，有没有人说你的小说和霍伯的画相通？我问这个问题时还比较忐忑，如果他说不知道这个画家那就不好了。我完全没想到，他说：‘对，法国有许多人把我的书和霍伯的画比较。’霍伯是一位美国画家，画了大量的冷冷的写实主义的东西。而之所以称格里耶的作品为‘新小说’，也是因为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小说的必要元素，大量的物化的描写，不动声色地静静描述，让人想起霍伯的画，越看越害怕，读出深层恐惧。比如他写一个人物吉娜，让你觉得非男非女非人，把你深深拽进去，一层一层深入、打开，特别有意思。但你决不会认为他是哗众取宠。他是深读古典而生成的一种涂鸦，我觉得中国文化圈应该看看罗伯・格里耶的东西。”
徐小斌这种对纯小说技巧的偏好，反映了当今文学界的一种倾向：追求纯粹。
卡尔维诺也是考验读者智力的一个作家，徐小斌说：“《命运交叉的城堡》（译林出版社），被许多人认为难读。因为涉及了西方文化的一种命运观――塔罗牌，一个故事套一个故事，像自我缠绕的感觉，读的时候有一种对自我智力的挑战。如果你长时读平庸之作，看头知尾，没什么意思，还对智力有一种消解。而一种缠绕之美，从中流泻智慧，这就是一种滋养，和技巧上的借鉴是不相干的。”
小说的纯粹似乎得到圈里的追捧，而阅读和写作是一种智力活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现在似乎缺少这种纯和智。
作家曹文轩最近给《小说鉴赏》写了序。这是由布鲁克斯和沃伦编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书。“他放置在文学而不是社会学上加以分析，它感兴趣的是人物、结构。小说是被当作艺术品来鉴赏，而不是仅仅当做社会学的材料而加以利用。这本书在美国大学里被当作教材。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文化的批评格局里，中国的大学也要有这样的教材。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夸夸其谈的没有正经阅读姿态的大学，非常需要这样实在而有针对性的东西。而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有助于知道更有效的阅读方式，从而了解小说是什么。”
当代的粗糙和古典的沉静
与这种先锋小说阅读相反，有些人正沉在古典的静默中。作家张炜正在读多卷本的《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技出版社）：“这书特别棒，是写名老中医的经历和治学过程的，是文学性和知识性结合得最好的书，非常迷人。我20年前读过，现在从头读来仍觉得很好。”张炜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同一部作品读起来理解和感受的重心也在变化。他喜欢反复阅读过去的作品，市场流行的东西也放在手边，但是结果，却发现这些书中好的很少，大多质地粗糙。
张炜近来读古诗比较多，一下买了几百本古诗方面的书。李白、屈原、杜甫、苏东坡的诗，他读得最多。他读古诗不仅仅是领略文学的美，更多还是体会古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心灵的质地。“今天很多人迷恋网络和电视，就像刚刚脱离农耕时代的农民，都去围观一台手扶拖拉机，围观的人终究会散去，回到好书上。”
肖克凡也对当代小说的粗糙失望。他说前几天随手翻了本《2006年小说选》，发觉语言粗糙，文字没有色泽，也没有声响，“小说的元素都没有，就是以写现实的那种腐败肮脏取胜”。跟80年代小说相比，文学性、思想性都不如。80年代的作家对语言精雕细刻，而且有一种什么时候都应珍视的责任感。“这么些年，中国在文学上没有进步，对文学的最本质的追求没有了，就剩博取名利的欲望。我很失望。我觉得这是社会的产物，是礼崩乐坏的产物。我们要想想孩子，他们能读什么。回想我们小时候，在文化那么禁闭糟糕的情况下，我们读的都是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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