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聚集在他周围的若干知识分子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精英阶层，而他们1930年代所创办、主持的《独立评论》就是直接体现这个独特的知识群体的观念、心态、政治立场、自我形象的舆论空间。
张太原新近出版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即体现了再现其历史的学术追求。与目前学界研究胡适派学人
从作者的分析可以看出，《独立评论》派在政论写作中基本上坚持了不偏不倚的较为公正的立场。虽然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这样的解决方案，但并不因噎废食，对于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但不乏溢美之词。例如胡适在1934年的《独立评论》上曾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在文章中胡适这样肯定了革命者：“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东林诸君子慷慨相争的是‘红丸’、‘移宫’、‘妖书’，等等米米【粒】小的问题；而这无数的革命青年慷慨献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
而对于国民党，尽管《独立评论》派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并且因为抗战的需要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国民党政权政治上的合法性，但却从未因此为国民党不得人心的内政外交唱“政治赞歌”。如作者通过辨析《独立评论》所发现的那样：“到30年代，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从其执政的效果到其领袖的个人才能，从国民党员的素质到一党专政的制度，从三民主义的内容到国民党的哲学基础，简直把国民党批得一无是处。”问题在于批评归批评，激烈的政论背后所隐含的却是热切的改造国民党的政治文化的心情与期许，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然是反对任何的独裁与专制，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独立评论》派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似乎就显得暧昧起来，甚至不乏为其存在价值进行辩护的言辞。一言以蔽之，《独立评论》派对于共产党是有“保留的同情”，而对于国民党则是有“保留的批评”。
《独立评论》派对于抗战的态度是一个历来备受关注的话题。张太原通过细致的爬梳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人的言论，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了《独立评论》派从“主和”到“主战”的变化及其原因。一生敬惜字纸、对待言论不苟且的胡适，在强调舆论引导政治的功用的同时，却也坚持个人意见不屈从群情激愤的舆论的态度：“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这自然是一种精英意识的流露，可对于塑造自由独立的人格而言却不乏启示价值。作者对于胡适“忤逆民意”的主和有着一份同情之理解――“胡适所主张的‘和’表面上是‘卖国’太深，而实际上恰恰是其‘人民性’的一种表现，尽管这可能并不为人民所接受。”而等到局势发生变化后，胡适等人又成为主战派，即使主战，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也未走到盲目的非理性的战争狂思路里去，而是强调一种理性的人本主义的爱国思想，胡适等所主张的“牺牲”是不得不作出的“牺牲”，是最有价值而有效的牺牲，而不是凭着血气之勇的“盲动主义”的无谓牺牲，更不是让官僚用群众的鲜血去染红顶子的牺牲。
不过，对于《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紧张，作者的论证似乎显得“单薄”，他认为“把自由民主放在国家之内来实现；民族危亡的时候，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自由知识分子心目中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一定表现为紧张的关系”。事实上，对于胡适派学人群来说，两者的冲突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随着时局的变迁而时隐时显罢了。例如1930年代《独立评论》派内部成员之间就爆发了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对于研究对象应该有同情之了解，这自然是史学研究的准则，但同情的程度如果把握不恰当的话，可能同情就嬗变成“溢美”而显得夸张了。例如，作者在分析《独立评论》派的对日言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理想化”了这个知识群体：“对于《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任何的党派背景，也没有眼前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在对日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洒脱，更无顾忌，可谓‘能和则和，当战则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能根据中日实际的情势‘代表’国家说话，或者说，其民族主义思想更为纯正。”且不说《独立评论》派与国民党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只是胡适自己都曾在不同场合承认“政论”与“政治”毕竟是思想与行动的区别，更何况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时局中，身在政治决策程序外的胡适等人，尽管慷慨激昂地理性表达对政治的关切，可毕竟是书生论政的精英情怀，与实际的政治自然存在若干的隔膜。因此，过于夸大《独立评论》派的政论的历史价值就容易与历史事实不合符节。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张太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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