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汪静之已经过了90高龄，早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写了一份“实话实说”的关于自己的小传，最后总结说“我在解放前，都靠不谈政治，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一世平安，没有受过政治上的灾祸”。“苟全性命”云云让人觉得心酸，“明哲保身”云云让人觉得遗憾。这话由一个世纪老人说出，让人心灵震撼。
“一世平安”云云是汪静之对这个世界的善言，因为他并非一世平安，生逢乱世，他为了生计，到处奔波，做了许多违背诗人天性的事，甚至是有损人格的事，虽然不谈政治，但在泛政治环境里，他不得不与政治周旋。早在21岁时，还是学生的他由于父亲破产，不得不靠朋友的接济生活，旋即辍学，被迫离开花都杭州，到武汉去做中学教师，但很快连这个饭碗都丢掉。1926年，为了得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编纂这个职位（郭沫若介绍的），他不得不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宁汉分流时，他总算脱党。但是，1938年4月，他“拖儿带女一家五口逃难到武汉”，生活受到威胁，由于武汉形势不稳，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谋划迁都重庆，连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都没办法帮他找到工作，只好南下广州，“饥不择食”地到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任教，翌年还因为“无法另谋职业，为了保持饭碗，只好被迫加入国民党”。1929年底，他仅仅因为介绍夏衍到建设大学代上“世界文学思潮”课，而被军警搜捕，靠跳窗逃脱。抗战期间，他颠沛流离，到处兼课，胜利之后，还得靠与人合伙开小馆子维持生计。1954年8月，他由正式编辑改为特约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了他的工资。直到1956年5月，他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但工资非常低，哪够让一大家子人吃饱饭；为此，他曾以几乎是乞食者的口吻给当时的作协领导写信，一面“感谢党的救济培养”，一面求助说“望给我大力支援，给我最低必须的创作条件”。其实，当时，只要他愿意去教书，生活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但他愿意过比教书更清苦的生活，愿意为自己写作的雄心而吃苦（1957年12月26日给作协办公室的信和1958年3月11日给邵荃麟、刘白羽和郭小川的信）。
汪静之一生多次临近政治的旋涡或泥潭，但最终能免祸的原因，除了不谈政治外，还有三个。一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二是人生态度方面的，三是诗人形象方面的。
他与郭沫若关系非同一般。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于1921年，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紧接着于翌年就出版了，成了郭沫若在新诗阵营里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正是因此，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从而结识了他生命中的贵人郭沫若。郭沫若确实在他的危难关头多次伸出过援助之手。
汪静之懂得进退之术，并没有太固守某种人生观，能和光同尘，能与世浮沉，而且始终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当然，有符竹因那样的红颜知己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也是重要的保障。1965年11月，在文革的风雨即将降落北京城时，他毅然离开了风暴中心，前往杭州隐居；这是他能避祸的明智先见之举。
20岁时，汪静之就以新诗史上第一部情诗集暴得大名，从此他给公众的形象始终几乎是“爱情诗人”，谈风月，而不谈风云，而风月，无论怎么谈，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恩准的、保险的。
其实，汪静之的文学形象哪里仅仅是“爱情诗人”？《蕙的风》一出世就以其中只有一首三行的短诗《过伊家门外》而备受封建卫道士们的訇骂和围攻，那三行是：“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啊。”最冒犯人的是“瞟”字。鲁迅曾为他扛起封建卫道的闸门，让他这条欢快的小河能自由流淌。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鲁迅为他辩护道：“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1925年8月26日，他去拜访鲁迅时，鲁迅亲口鼓励他说，道学家越仇恨恋爱诗，越要勇敢地大唱恋爱诗，让他们去恨！“一个反封建的恋爱诗人，还不够大胆，可见封建礼教在人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1929年11月25日，他再次去拜访鲁迅时，鲁迅明确告诉他：“现在不是写恋爱诗的时候了。”其实，早在1925年秋，在第一次拜访鲁迅后不久，他因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理论著作，而有以革命诗代恋爱诗的念头，写出了《劳工》和《破坏》等空洞但对革命可能有利的作品。因为他自认这样的转换没有成功，所以干脆连诗歌创作的热情也下降了很多，转而写起了小说和论著。1926年，他的重要作品不是诗歌，而是小说集《耶酥的吩咐》；1927年，他的主要作品是论著《诗歌原理》；1928年他的主要作品还是论著《李杜研究》（持论比郭沫若出版于1971年的《李白与杜甫》客观公允得多）。
这套朴素、大方而不失精美的文集把汪静之各方面的文学才华、成就和轨迹都涵盖或展现了（包括大量的书信、自传、日记和检讨等），相信有助于补正长期以来读者心目中的他的文学形象。
《汪静之文集》（全6册），飞白、方素平编，西泠印社2006年第一版，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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