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剧照
1914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在中国舞台登陆，这年陆镜若在《俳优杂志》上发表《伊蒲生之剧》，专门评介易
历史最终要接受理性的审判。在这传播过程中，当娜拉遭遇了中国语境时，我们是如何解读这位异国形象的？我们对娜拉的接受和阐释产生了哪些变异？易卜生所处的年代，妇女解放思潮风起云涌，但作为学科意义的女性学还未出现。《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发表不久，有人请易卜生谈妇女解放的问题，他却说，他写《玩偶之家》根本就没有想过妇女解放这个问题。那么《玩偶之家》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位北欧巨人在和我们开玩笑？于是欧洲戏曲史专家又在妇女解放主题之外，衍生出另一主题说：《玩偶之家》是对宗教和资产阶级法律的严厉批判和否定。当然这样见仁见智的解读未尝不可。但是，这里提到的“妇女解放”和“资产阶级法律”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因为易卜生无意于写一篇“妇女独立宣言”。在易卜生的思想里这世界简单得只有男人和女人两个角色和两部法律。1878年易卜生笔记，隐约地流露了他创作《玩偶之家》的心理动机：“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存在于男人身上，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于女人身上。男女互相不了解，但女人实际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制裁的。”所以，《玩偶之家》事实上就是写的男人和女人这两个聋子的对话――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实了，却让张牙舞爪的女权在黑暗中摸索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女权极端派多肯才大梦初醒，从而宣谕了她们的女权神话：“女权主义的计划是结束男性统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破坏它的文化构成，破坏它的艺术它的教堂和法律，破坏以父权和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核心家庭，以及使妇女白白牺牲和无形中受害的所有形象、制度和风俗习惯。”日后的女权学著作，为了有效破坏男权社会的艺术、教堂及其家庭，产生了大量专门对男性大师笔下女性形象进行重新女权学分析的著作，看男性大师是如何按照男人的神话去塑造女性的，如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选择了五位男作家作品里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构式的精读分析。但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很难看到、她们也从没有选择易卜生的戏剧作为解构和攻击的对象。从这里，我们似乎就能看到易卜生作品的品质不仅超前，而且也经得起时间与女权的挑剔。
娜拉要离家出走时，海尔茂问她，难道你不相信宗教？她回答说：“不瞒你说，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关于法律，娜拉同样大彻大悟：“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娜拉差不多就会说这是你们男人的法律了。临走时娜拉对海尔茂说：“不管法律是不是这样，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娜拉的出走是她和男人世界的彻底决裂，惟其如此，才能获得独上高楼玉树临风的生命境界。她意识到自己位置的尴尬，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所有，出嫁前她是爸爸的布娃娃，出嫁后是海尔茂的布娃娃。由于娜拉的出走，女性思想将开始走向自我放逐的不归之路。
一味探讨《玩偶之家》的主题并非本文的主旨，让我们来看看新文化先驱大师们是怎样理解娜拉出走的罢。1918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主要是从“写实”与“个性解放”两个方面去理解易卜生的。他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健全的个人主义”。这里胡适的言论，保持了他一贯的中庸平实，在“写实”的层面欣赏并领会了易卜生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但看他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便是另一回事了:剧中女主人公田亚梅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留了一张纸条，“孩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作主”，于是开着屁股冒烟的汽车从家里跑出来，投奔到陈先生的怀抱里了。这东施效颦的模仿，从根本上就是幼稚的。因为娜拉是离开丈夫海?茂走向个人独立的，而田亚梅则是天真得可爱,她不假思索一厢情愿就闯进了娜拉已经放弃的“城堡”。且不说她在人力车夫的年代还开着屁股冒烟的小轿车。但这缺乏常识的误读是值得原谅的，因为这是由于两种异质文化导致的。用一句老套话来说，就是娜拉已经醒悟到婚姻乃恋爱坟墓，而田亚梅则还得去补恋爱这一幼稚园课程。金克木曾戏言，中国前现代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方式，把长期以来困惑西方人的婚姻是恋爱坟墓的难题给解决了。胡适的误读全部原因在于，他或许认中了一个硬道理，就是我们需要补课。因此他没有区分就直接把我们所处的“前现代”语境和易卜生所处的现代语境进行了对接。胡适的接受现象决不是孤例，相反在当时受到娜拉出走影响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了《娜拉出走怎样》的著名演讲，在这场讲演中，鲁迅对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做了严厉的批判和嘲讽：“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便是闭幕。”“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老辣的鲁迅“解答”了娜拉们的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听课的自然有后来成了他妻子的许广平。鲁迅的声音来自权力，这是居高临下毋庸置疑的启蒙者口吻。鲁迅那冷漠刻薄炫智的“他者”目光，终究没有穿透历史。后来的女权，早已逾越了这冷眼“他者”的价值阈限。时下的娜拉们既可以“坏女孩儿走四方”，也可以“好女孩儿上天堂”。这里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时代的发展，是鲁迅不曾预料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伤逝》值得研究，这篇小说是讲娜拉出走怎样的，最能代表他的思想。鲁迅为我们塑造刻画的子君，却是从自由恋爱到婚姻家庭中的具有新文化启蒙运动主题的牺牲品，一个无厘头的弃妇形象。小说开始，我们还能听到子君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后来就听不到了，进入家庭生活后，涓生连子君在家里的消极自由也不能容忍，子君饲养的小油鸡和叭儿狗这些所谓幸福家庭生活所必备的道具和点缀，在涓生的眼里已成为他厌恶子君的全部理由，而象征爱情的花在家的一隅、墙角枯死了。子君只能按照命运安排无奈的离去，我们自然不会听见娜拉式愤怒的“关门声”。鲁迅用他的小说，终于为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做了强人所难自以为是的“解答”，为子君神秘的死涂上了和他心理一样晦暗的阴影。今天看来，导致鲁迅这种过犹不及的解读，很可能和他思想一贯的“黑暗”和“深刻”有关。鲁迅锋利的目光，表面上好像是戳穿娜拉出走的神话，其实是为刚刚学步的女性思想来了个当头棒喝。
彼岸的诱惑在此岸的接受，我们看到了幻化成这样的景观。胡适和鲁迅，现代中国最具魅力的两位思想家，分别扮演着建设和毁坏者的角色。他们对娜拉的阐释和接受，已大大远离了我们的想象。不管是胡适温柔的“补课说”，还是鲁迅深刻的“过犹不及说”，我们难免都有些失望；无论是甘愿回到原来娜拉早已抛弃的“围城”中的田亚梅，还是始于恋爱终于离去的新式弃妇子君。她们都只是易卜生的娜拉在现代中国投射出的两个幻影。与易卜生笔下，仅仅是为了“出走”的娜拉，貌合神离，甚至南辕北辙。而这个案例的分析对于我们的启发，并不在于我们作为过来人凭借时间的优势，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出浅薄的嘲笑。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硬道理，原来人类不同文明背景的交融渗透是一个漫长磨合的时间过程。而最初的交流只能是建立在几个聋子间的对话，其中的误读与变形，便成为不可回避甚至是非常自然的事实。所谓的接受与被接受，较多的原因来源于自身的需要，并不存在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而最终的结果当然也是不以人的想象为依归的自然选择。
学理的分析永远追不上纷乱的事实，这是上帝嘲笑人类思想的正当依据。严守性别路线的女性学，拒绝男人谈论什么女权。她们认为让男人谈论女性，就像让压迫者对被压迫者谈论他的压迫一样荒唐，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我们现在谈论的这根“象牙”，是易卜生这个男性大师嘴里制造的，它却比任何一种女性思想更超前、更蕴藉、更锋利。划开了时间的裂缝，一百多年来，它历久弥新，仍然散发着经久不息、温润祥和的人性光芒。不记得是雨果还是维特根斯坦说过：有两类思想家，他们都很孤独。一类思想家离我们有五十步远，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背影，我们愿意跟着他走；还有另一类思想家，他离我们有一百步远，我们连他的背影也看不着，我们不愿意跟着他走。易卜生姑且算作前一类思想家罢。他在前边静静地等了我们一个多世纪，今天，我们怀着感恩和歉疚的心去重读他的书，我们能否借助这一百年时间的慧眼，去亲眼目睹这位北欧巨人的真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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