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王倩
要不是一场国际会议，翁贝托・艾柯也不会来，媒体也不会这么激动
每一个茶间休息，媒体便蜂拥在艾柯身边，开始艾柯有点慌，后来态度就强硬起来。当我第二次向他提出采访请求时，他已经气急败坏了。也许是觉得有些失态，5分钟后，他向我主动表示：下一个茶间休息给你15分钟。
读书报：作为一名符号学家，您有没有研究过中国的符号？
艾柯：很遗憾，我还没有涉足到这么远。
读书报：那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艾柯：现在，中国给我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总会被记者围追堵截的国家（笑）!
1993年，我曾经来过中国，当时是沿着整个丝绸之路一直到了乌鲁木齐。14年过去了，我在国外常常可以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和消息，我也注意到14年间中国的变化非同小可，而且似乎是每两年都在发生概念性的巨变。可惜，我的旅行总是被各种公务纠缠，我倒是巴不得能马上嗅一嗅中国的味道。
读书报：您不能责怪中国记者的热情，因为您的名声很大，所以媒体都想拿到独家报道。最近在写什么？有没有第6部小说的构思？
艾柯：学术方面，我最近正在编一部关于美的历史的大书，另一部则是非常有趣的“丑陋的历史”。至于小说，我还没有打算。我不是那种按计划写小说的人，只有想写的时候才写，现在好像没这个欲望。这就像是做爱一样，头疼的时候你肯定不想做，时候不对么。
读书报：许多中国读者都非常敬佩您融学术与小说为一体的叙事能力，这是怎么做到的？
艾柯：当我写论文的时候，只要把它看成是一篇讲述研究工作的故事，那么我自然就成为了讲故事的人。当然，你也可以看成这是我逃避写学术论文的一种方法。
读书报：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哪位作家的影响，您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是谁？
艾柯：我一般尽量不回答这种问题。如果只有一位作家对我的写作有影响，岂不是显得很蠢。在人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但人总是变的，20岁和30岁影响我的人肯定不一样。上世纪60年代，我曾写过一本关于乔伊斯的书，乔伊斯是我的文学偶像，我曾深受他的影响，但是我和他的写作风格却是完全不同的。至于最喜爱的当代作家，这也很难回答，大家都知道我和卡尔维诺是好友，既然你问，我可以回答是卡尔维诺，我甚至还出了《悠游小说林》纪念他，当然我还可以回答乔伊斯，可是你知道，我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阅读和重读。我甚至还翻译了法国作家奈瓦尔（Gerardde Nerval）的《西尔薇》（Sylvie），因为我太热爱那文字了。我花了一生的时间读它，研究它，终于几年前又翻译了它，介绍给意大利读者。奈瓦尔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的每一部作品，要么某个章节的标题，要么文中某个词汇，都直接引自奈瓦尔。
读书报：对您来说，写小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艾柯：真正的难度是如何让小说写得尽可能长，直到该结束的时候再结束。和自己的小说朝夕相处感觉真是美妙，因为每天的每个时刻都可能成为灵感。我不能理解那些高产作家，他们能享受到这些乐趣吗？
读书报：丹・布朗是高产作家，有人还把您的《玫瑰的名字》比作最早的《达・芬奇密码》，您认可吗？
艾柯：有吗？我和丹・布朗？那不是拿超人和米老鼠比吗？非要比的话，我倒觉得《傅科摆》和《达》更相似。唯一的不同是，我写《傅》里那些形形色色的疯狂之举都是闹着玩儿，而《达》写得那么严肃，所以这是真疯（笑）！而我的小说是1988年写的，所以丹・布朗就是《傅》那些各类疯狂角色中的一个。
读书报：您的职务和头衔特别多，您的生活会紧张吗？
艾柯：我安排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每天都很精彩、不同。不像有些作家的生活是循规蹈矩的。我的写作没有缜密的安排，我可以在火车上、厕所里写，只要灵感来了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我觉得生活有很多间隙，就好比一个银河系，如果把星系间的空间抽掉了，银河系就会变得很小。我用的就是这些间隙空间。比如我可以利用等航班的时间，甚至朋友从楼下到我客厅的几十秒的时间里，都有可能构思一篇文章。所以工作和写作从不冲突。
当然，我自己把生活定义为三个类型：第一，旅行者；第二，大学教授；第三，“坐”家：我爱好藏书，有五万部之多，那么光搬书就要花不少时间，每天我还要回答一百多封采访我的email；这些时间之外，我会喝威士忌。当然这都是白天的时间，晚上就不关你们的事了（笑）！
读书报：您的家庭呢？艾柯：我是一个好祖父。读书报：不是好父亲吗？
艾柯：我希望自己曾经是个好父亲，但是孩子们40多岁了，早独立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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